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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礼制的形成与社会结构

引言

东周时期（一般指平王东迁后至秦统一前的约五百年），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传统的分封制逐渐瓦解，诸侯争霸、大夫专权、士阶层崛起等现象交织，社会结构呈现出“礼崩乐坏”与“重构新生”的双重特征。而在这一过程中，礼制始终作为一条隐形的主线，既承载着西周以来的文化基因，又因应时代需求不断调整，成为观察东周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本文将从礼制形成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出发，深入探讨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揭示礼制如何塑造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变革如何反推礼制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东周礼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西周礼制的奠基与东周的“传统惯性”

任何制度的演变都离不开历史的延续性，东周礼制的形成首先建立在西周礼制的深厚基础之上。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以“亲亲”“尊尊”为原则，构建了一套涵盖政治、宗教、伦理、生活的完整礼制体系。这套礼制通过嫡长子继承制明确权力传承，通过丧服制度（如斩衰、齐衰等五服）规范亲属关系，通过祭祀、朝聘、燕飨等仪式强化等级秩序，最终形成“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社会共识。

进入东周后，尽管周王室权威衰落，但西周礼制的“文化惯性”依然强大。诸侯在争霸过程中，仍需借助“尊王”的旗号获取合法性；卿大夫在夺权时，也往往以“维护礼制”为名行变革之实；甚至底层士人在寻求晋升时，也以通晓礼仪作为重要资本。这种对传统礼制的“路径依赖”，为东周礼制的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文化土壤。

（二）社会变动的倒逼：东周的“变”与“不变”

东周的社会变动是礼制演变的直接推动力。从政治层面看，分封制的瓦解导致权力重心下移——周王沦为“共主”，诸侯成为实际统治者，卿大夫进一步架空诸侯（如鲁国三桓、晋国六卿），形成“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局面。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动，迫切需要新的制度规范来调整各方关系。

从经济层面看，铁器与牛耕的推广使生产力大幅提升，私田开垦增多，井田制逐渐崩溃。经济基础的变化引发社会阶层流动：部分贵族因失去封地沦为平民，部分平民因掌握财富或技能上升为士甚至大夫，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受到冲击，需要新的社会规则来界定新兴阶层的地位。

从文化层面看，“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如孔子创办私学），学术下移至士阶层。士人群体既熟悉传统礼制，又因接触社会实际而更敏锐地感知变革需求，成为礼制理论的阐释者与实践的推动者。他们或著书立说（如《周礼》《仪礼》的整理），或游说诸侯（如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推动礼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调整。

二、东周礼制的核心内容与特征

（一）宗法制度的延续与调整：从“大宗-小宗”到“家族-国家”

宗法制度是周礼的核心，东周礼制对其既有延续，也有因时制宜的调整。西周宗法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确立“大宗”（嫡长子一系）对“小宗”（庶子分支）的绝对权威，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周天子是天下大宗，诸侯是一国大宗，卿大夫是一家大宗。

进入东周后，随着诸侯权力膨胀，宗法制度的“顶层”（周天子的大宗地位）逐渐虚化，但“中层”（诸侯国内的宗法）却因家族势力的崛起而强化。例如，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作为桓公之后，通过控制卿权，将家族宗法与国家权力深度绑定；晋国的赵氏、韩氏等卿族，则通过“立宗”“分族”等方式，将宗法规则转化为家族扩张的工具。此时的宗法制度，已从“维护周天子权威”转向“维护卿大夫家族利益”，其功能从“整合天下”收缩为“凝聚族权”，但“亲亲尊尊”的核心原则始终未变。

（二）等级秩序的具象化：从“抽象原则”到“物质符号”

西周礼制强调“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但具体规范相对笼统；东周则通过器物、服饰、仪式等物质符号，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行为准则。例如：

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违制用鼎即为“僭越”。春秋晚期，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按礼诸侯用六佾，天子用八佾），孔子痛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直接挑战了等级符号的权威性。

车舆服饰：诸侯的车驾需用“金辂”（以金装饰），卿大夫用“象辂”（以象牙装饰），士用“木辂”；服饰方面，天子玄衣纁裳（黑红色），诸侯??衣（浅红色），大夫玄衣（黑色），庶人只能穿粗麻“布衣”。这些细节规范，使不同阶层的身份从“看不见的地位”变成“看得见的差异”。

仪式程序：朝聘之礼中，诸侯朝见周王需行“三拜九叩”，而卿大夫朝见诸侯仅行“再拜稽首”；祭祀之礼中，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门、户等），士祭祖先，庶人无资格独立祭祀。仪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

（三）礼与乐的结合：从“规范行为”到“整合文化”

西周已有“礼乐制度”，但东周将“礼”与“乐”的结合推向新高度。“礼”侧重外在规范，“乐”侧重内在教化，二者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