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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叛逆”与“拒逐狂流”看鸳鸯蝴蝶派电影的独特价值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缘起

在20世纪初，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国，迅速在上海等大都市生根发芽。鸳鸯蝴蝶派电影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电影发展初期的重要流派，对中国电影的叙事方式、类型构建和市场运营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各影片公司共拍摄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影片内容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然而，这一流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电影发展中的“叛逆”，其作品被贴上了“低俗”“商业化”“反动逆流”的标签。这种观点的来源主要是当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追求民主、科学和进步成为时代的主流。鸳鸯蝴蝶派电影的题材多以言情、家庭、伦理、武侠、滑稽等为主，具有通俗性、消遣性、趣味性，更注重娱乐功能，这与当时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思想启蒙、社会批判等理念存在差异，因此被一些人视为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叛逆”，也被认为没有跟随当时社会思潮的狂流。但这种简单的定性显然忽略了鸳鸯蝴蝶派电影在艺术创新、市场开拓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研究的深入，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电影的价值和意义显得尤为必要。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鸳鸯蝴蝶派电影被视为“叛逆”和未追逐狂流的具体表现及内涵。通过对其电影作品的叙事风格、主题表达、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追求。挖掘鸳鸯蝴蝶派电影对中国电影史的贡献，如在电影类型的开创、叙事方式的探索、电影理论的构建等方面的成就，填补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探讨其对当代电影创作的价值，为当代电影在题材选择、叙事策略、受众定位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学术角度来看，有助于完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体系，纠正以往对鸳鸯蝴蝶派电影的片面认识，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从文化角度而言，能够深入了解20世纪初中国市民文化的特点和需求，以及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传播和塑造市民文化方面的作用。从电影创作实践角度出发，对当代电影如何平衡商业性与艺术性、如何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和梳理与鸳鸯蝴蝶派电影相关的历史文献、电影评论、学术著作等资料，全面了解该流派电影的发展脉络、创作背景和艺术特点。通过对《中国电影发展史》《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以及当时的电影杂志、报刊等资料的研究，梳理出鸳鸯蝴蝶派电影从兴起、发展到成熟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和成就。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鸳鸯蝴蝶派电影作品，如《空谷兰》《火烧红莲寺》《玉梨魂》等，对其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剖析其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的特色，以具体案例来论证研究观点。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从“宁为时代之叛逆，不为狂流之追逐”这一独特视角重新审视鸳鸯蝴蝶派电影，打破了以往对该流派电影单纯从商业性或艺术性角度的分析，深入挖掘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以往研究多关注其商业成功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而本研究强调其在艺术创新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叛逆”精神，以及不盲目追随时代狂流的独立创作态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将电影学、文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从多个维度对鸳鸯蝴蝶派电影进行分析，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例如，运用文化学理论分析其作品所反映的市民文化心理，从文学角度探讨其叙事技巧对电影创作的影响等。

二、鸳鸯蝴蝶派电影：时代中的“叛逆者”

2.1鸳鸯蝴蝶派电影概述

2.1.1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渊源

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产生于清末民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随后走向低潮。其名称源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一表述生动地体现出该派作品多以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故事为题材的特点。彼时，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期，传统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人对自由平等权利，尤其是自由恋爱权利的追求愈发强烈，这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土壤。民初相对自由的文学发展氛围，也促进了该派小说的繁荣。

1912年，徐枕亚用骈文创作的十几万字言情小说《玉梨魂》，揭开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序幕。这部小说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哀婉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一段悲剧爱情故事，成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之一。民初五年间，除了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如李涵秋的《广陵潮》、黑幕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历史小说如杨尘因的《新华春梦记》等也各有成就。这些作品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曲折动人的情节，迎合了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审美趣味，拥有广泛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