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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裁判文书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的功能与反思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指最高人民法院主管或下设的出版物，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冠名”的审判业务指导类作品。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指导审判实践的实用性，我国裁判文书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的情况较常出现，法官对这类做法持不同的态度。基于依法裁判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只能作为裁判理由而不是裁判依据。个案裁判中，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具有填补法律漏洞、进行法律解释以及法律论证等现实功能。当前，裁判文书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存在取代法条、与司法解释混淆以及冗余论证等问题，存在消解司法解释权威、损害形式法治等风险，司法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需要遵循必要的限度。

[关键词]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审判指导；法治风险；运用限度

[中图分类号]D90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法院的出版物一般是指最高法院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以最高法院各审判庭等机构的名义出版的各类杂志、书籍。”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最高法院并不会主办出版社、期刊等公立出版机构及出版物，其出版物的形式限于一些判例汇编、案例报告。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长期发挥着政治宣传动员、审判业务指导、法律知识普及、社会整合、法官职业共同体培养等直接或间接功能。［1］早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定期发布案例，指导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人民法院案例选》，“由于案例选对案例的法律分析透彻，受到广大法官、律师、法学教学、研究人员的欢迎”。［2］近些年，市场上出现了不少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以及大法官主编的“理解与适用”类审判指导用书，这类出版物一般综合了法律条文、条文释义、相关案例的内容，对立法目的、基本内涵以及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解析，在审判实践中常常被当事人及法官参考与援引。

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的生成及规模运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法逻辑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功能。一些研究对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在司法裁判中的现实效力持肯定态度，如左卫民教授等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出版物本身就是法院权力行政化运作的载体，承担业务指导功能也是其主要特色。［3］还有研究认为，这类“法律适用指南”属于法律适用的一种“工具类机制”，能够帮助法官理解法律，为统一适用法律提供借鉴和参考。［4］有研究指出，“法院官方出版物，不仅是一种信息表达和传播载体，更是补缺司法解释的应时性释法策略和政治控制手段”。［5］但在法理论层面，法的渊源指“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并不属于法的“效力渊源”范畴。［6］而且，根据我国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以及释法说理相关文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不属于“裁判依据”“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理由”。［7］所以，虽然同样“冠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在法律效力上不同于司法解释，也区别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或者司法政策，［8］其法律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当前，各类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层出不穷，种类十分丰富，在事实上影响着司法实践，值得思考的是，这类出版物在审判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在个案中具有怎样的功能？裁判文书援引这类出版物存在哪些问题与潜在风险？法官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需要遵循的限度是什么？已有研究缺少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

二、司法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的现状

为有效开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司法运用的经验研究，本文选取了“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刑事审判参考”“人民司法”“法律适用”“中国应用法学”“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法信”以及部分包含“理解与适用”的书名作为关键词，检索网站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把手案例数据库。经研读与人工筛选，最终确定样本裁判文书314份，在对样本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初步归纳我国司法裁判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的现状。

（一）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物的类型及特征

通过研读裁判文书，各类出版物根据载体类型大致可以归纳为图书、期刊、报纸以及电子出版物四种。第一，图书类出版物。比如，创办于1992年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是最高人民法院最早创办的案例研究连续出版物，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以及刑事审判庭编写的《刑事审判参考》，旨在“传播审判工作经验”“提供审判指导与参考”。［9］这类出版物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或表现为司法文件的汇编、指导案例及参考案例的汇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观点的集合，或是对司法解释、司法文件的再解释等。

第二，报纸类出版物。《人民法院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反映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唯一全国性大报，主要刊登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披露大案要案真相，关注社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