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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与兴新：智能时代的法学教育转型

“现代法官成为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1］法律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在将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设想的“自动售货机”式法官变为客观现实。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发展，成千上万种此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活动，如今正在被数字系统以更快速、更高效、更准确的方式完成，人类的效率和完成度难以与其相提并论。[2]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根本性地促进社会变迁，重塑生活方式，重建社会结构，并再造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技术正逐渐推动社会进人一个与工业社会拥有不同的连接方式、行为方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的数字社会。3]当前法学教育的知识内容、学科体系、教育模式等多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面对智能社会的深刻变革，法律规则、法学研究以及法律实践都在技术赋能下经历全新发展。如何培养出适应智能社会需要的法治人才，是法学教育的时代命题。法学教育本身也面临技术的结构性挑战和历史性机遇，需要进行转型以适应和推动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强调“加快‘人工智能+法律’横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鼓励拓宽‘人工智能+法学学科’的学科交叉与融合”。2018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其中一项重点举措就是发展“互联网+法学教育”。2020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应构建“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同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在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影响下，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与加速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要求“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加快发展科技法学、数字法学等新兴学科，强调“推进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网络工程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培养高质量复合型法治人才”。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将新兴的数字技术融人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培养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是当下法学教育最重大的战略任务之一，法学教育迫切需要进行转型升级。为此，本文主要探讨当前法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及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人机共存的时代背景下法学教育的理念扬弃与更新，并尝试探索智能时代法学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思维形塑。

二、智能时代技术对法学教育的挑战

（一）数字时代法学教育面临整体性挑战

在数字时代，法学教育面临双重危机，即“传统危机”和“数字危机”。前者体现在法律理论与司法实践的错位、法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差异以及专业知识与通识知识的阻隔等方面；后者体现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现代法学的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新型人才。4]换言之，法学教育既有现代法学内部的问题，又面临数字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的法律人才培养困境。法学教育不仅要解决原本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立足现实背景，回应数字社会对法学教育的新要求。法学教育面临一系列新兴问题、新兴知识、新兴价值以及新兴方法的挑战。5」法律系统具有维护和稳定社会期望的功能，然而法律的“深度不学习”和算法的“深度学习”之间存在显著张力。法律本身具有保守性、稳定性，甚至滞后性，如果法学教育领域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过于谨慎和缺乏敏感，可能会成为技术进步和数字法治建设的阻碍。

结合数字时代背景，法学界对数字人权、数据权利、数字正义等理论命题的提炼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基础和法理意义。这对于构建数字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探索现代风险的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路径颇为重要，法学教育不应对此回避。由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框架传统、教育机制封闭、技术教育缺席和实践教育“走过场”，当前的法学教育难以培养出知识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法学教育共同体需要不断回应社会需求，形成新的法律智识、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为此，国家提出“新文科”“新法科”的学科愿景，这为法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此，法学教育迫切需要更新智能数字时代的法学理论知识，探索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法学教育模式，以及推动法学教育供给侧改革并重组法学人才市场的供需，法学教育需进行深刻变革以适应数字法治总体转型。6]

（二）人工智能冲击法律行业进而影响人才需求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服务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甚至包括立法机构的工作模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