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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实与未来的类型化文学

当代文学之所以会形成类型化的写作趋势，就在于在文学的消费时代，作品是作为一种商品来生产的，它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当下，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文学都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费时代，作为商品的文学自然需要迎合大众的需求去进行批量生产。当然，文学消费现象古已有之，但当下市场主导的特质的形成，则与近代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起与完善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很长的时段内，文学都是士绅阶层相互酬唱的产物，其目标在于团结宗亲内部，增强外姓宗族之间的联系，和市场的关联并不紧密。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多是在士绅阶层内部进行，或者是仰仗他们的资助，大部分作者都不会把作品视为自己谋生的手段。随着近代中国开始深入世界，现代出版和传播业逐渐兴起，文学的作者群体也逐渐在传统的士绅阶层之外形成，他们开始将作品当作商品来为稻粱谋。这些面向市场进行创作的作家，加上现代出版和传播业背后的商人群体，以及由城市化所形成的巨大文化市场，共同缔造了当代文学的消费特质。

既然是市场行为，文学的出版商自然需要对其消费主体进行调研，面对稳定的受众人群而生产，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商品有最起码的受众基础。为了追求商品的平均利润，文学生产总会出现追逐时代热点事件的跟风现象，很容易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由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又导致类型化的产生。一旦某种文学形成了稳固的类型，又会推动这种类型在市场中进行模式化的生产。类型化和模式化的特点在我国当下网络文学的创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它们会划分出都市、宫斗、悬疑、玄幻等各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会包含特定的创作要素，比如都市题材中总需要出现虐恋、霸总、白月光，甜宠题材的作品摆脱不掉黑化、发糖、名场面等。毕竟读者在网络文学的诸多类型中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题材，他们所期待的首先一定是这些题材中所蕴含的特定要素。这些稳定的叙事特征背后是类型化作品稳固的受众群体，他们能够且愿意为作品买单。因此，任何稳固的文学类型中都会存在相对稳固的叙事特点，这也是类型作品能够规模化生产的基础所在。作者在创作中想要寻求突破，就必须要在尊重这些稳固叙事特点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学界对文学类型化的质疑从何而来？在类型化的作品中能够开掘出哪些问题？我们对文学的需求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为当代人的现实生存提供情绪价值；第二，为理解我们共同生存的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路径；第三，为构建我们社会生存所需的人文价值提供有效的助力。这三个需求由浅及深，构成了社会大众对文学功用的聚焦。类型化文学脱胎于市场经济，因而它非常专注且擅长为社会大众提供情绪价值。但除此之外，类型文学却极少去承担后两种需求的职责，甚至会有意避免被过度卷入到社会问题当中。究其原因，是因为介入到社会意识当中即意味着要在社会需求当中做出选择，如同后期《新青年》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刊那样。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文学生产模式如果过度卷入到政治意识当中，即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经济风险。毕竟政治意识的场域当中是隐含着大量矛盾和冲突的，不仅有阶级，还包括性别、代际等各式各样的问题。如果文学对这些社会矛盾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倾向性，就很容易丧失掉市场所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对于文学消费而言，追逐娱乐化就成了他们面对市场风险时最保险的选择。换言之，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生产，其产出的类型化作品会很容易受到娱乐化的裹挟，无论都市、宫斗、悬疑、玄幻的哪一种类型，最终都是为了投社会大众的娱乐需求之所好。此时，我们对类型化文学的批判实际上就成了对单一娱乐化的批判，而这种批判贯穿了中国整个的现当代文学史：比如现代文学中鲁迅对鸳鸯蝴蝶派的讽刺，他指责的就是沉迷于营造才子佳人故事的鸳蝴派对社会问题的罔顾；在当代文学著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晓明等学者对市场化写作也进行了批判，引发他们的不满的也是文学的过度娱乐化所导致的对构建社会人文精神工作的忽视。围绕这些批判会形成一系列蕴含着二元对立的问题，比如文学创作到底需要面向市场还是人文，娱乐到底是文学所追求的目标还是需要借助的手段等。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

或许我们最需要追问的是，应当如何统一娱乐化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割裂，让文学的几个需求统一起来？实际上，面向市场生产文学商品的行为本身不会引发过大争议，这是我们无法拒绝的现实，更何况它也推进了文学的普及；而作为类型化文学的核心，娱乐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对于读者而言，特定的类型总能满足相应的情绪需求。只是人总是在社会当中生存的，其所需的情绪价值不仅仅只有娱乐，遇到不顺心之处，人们总会萌发出理解社会、改变社会的冲动——毕竟我们的情绪所连接的总是具体的社会生存——这时娱乐就难以进一步为人们了解社会、改变社会提供帮助，我们需要跃出相关的类型文学来为这些需求寻找资源。也正因此，一些社会学、哲学的作品，比如韩炳哲的《倦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