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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长陷入“就职以来最大危机”

一、双重丑闻的具体脉络：从“群聊门”到“不留活口”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近期正经历其任职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这场危机由两场相互叠加的丑闻构成，分别指向其军事决策的专业性与伦理底线，引发美国政坛与舆论的强烈震荡。

首先是“群聊门”事件。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12月2日提交的报告，今年3月，赫格塞思在策划也门军事袭击期间，通过社交软件“信号”的群聊功能，向非官方群组传递了行动细节。这些信息涉及美军的具体作战计划，存在泄露机密的重大风险，甚至可能危及参与行动的士兵安全。更关键的是，赫格塞思使用个人设备处理公务的行为，直接违反了美国国防部“禁止用私人通讯工具传递敏感信息”的明确规定。这一操作不仅暴露了其对军事保密规则的轻视，更折射出国防部高层在信息管理上的松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卷入同一事件的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已被解职，但作为直接责任人的赫格塞思却未受处理，这一对比加剧了外界对其“特权”的质疑。

另一重危机则源于加勒比海的“不留活口”争议。今年9月2日，美军对加勒比海一艘被认定为“运毒船”的目标发动两次打击。事件曝光后，有消息称赫格塞思曾下令“不留活口”，要求对第一次打击后的幸存者进行二次攻击。尽管赫格塞思在12月6日于里根总统图书馆的防务论坛上强烈否认这一指控，称“不会走进房间就说‘把他们都杀了’”，但舆论的质疑并未平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关键争议点在于五角大楼始终未公布二次打击的视频证据，导致公众无法验证军方说法的真实性。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赫格塞思发言后补充称，相关行动是他与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利的决策，这一表态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军方试图与防长切割责任”。

两场丑闻的时间线与影响范围形成了鲜明的叠加效应。“群聊门”指向军事机密管理的制度漏洞，“不留活口”则触及战争伦理与决策透明度，二者共同将赫格塞思推向“信任危机”的核心。英国《卫报》12月7日的评论直言：“双重丑闻正‘吞噬’赫格塞思，这不仅是其个人的危机，更暴露了美国国防部高层危险的轻率做派。”

二、危机背后的体制性漏洞：从个人失范到系统失灵

赫格塞思的“最大危机”并非偶然事件，其背后是美国军事决策体系长期存在的多重漏洞。

首先是信息管理的“双标”与执行乏力。国防部早有明文规定，禁止使用未加密的私人设备处理公务信息，目的是防止机密泄露与外部渗透。但现实中，高层官员“知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2021年，前国防部长奥斯汀也曾被曝用私人手机处理敏感事务；2023年，海军作战部长吉尔戴因类似问题遭国会质询。这些案例表明，针对高级官员的信息安全监管存在“弹性执行”的潜规则——基层士兵因使用私人设备可能被处罚，而高层却往往因“工作便利”获得豁免。赫格塞思的“群聊门”正是这种“双标文化”的典型产物：他或许认为，凭借自身地位可以规避规则，但监察长的报告最终将其违规行为公之于众，反而放大了制度的荒诞性。

其次是军事行动的“黑箱决策”传统。加勒比海“不留活口”争议的核心矛盾，在于军方对关键信息的选择性公开。从历史看，美国对外军事行动中“隐瞒真相”的案例不胜枚举：2019年阿富汗婚礼现场空袭导致平民伤亡，军方最初否认后被迫承认；2021年喀布尔无人机误炸事件，五角大楼拖延数月才公布调查结果。这种“先行动、后解释”的模式，本质上是军事官僚体系对公众监督的排斥。赫格塞思拒绝公布二次打击视频的行为，延续了这一传统，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透明性”的要求已今非昔比，任何遮遮掩掩都可能引发更强烈的质疑。正如美国智库“安全政策中心”研究员米勒所言：“当公众无法看到证据时，他们只会相信最负面的猜测——这对军方公信力的伤害，远超过事件本身。”

此外，赫格塞思的个人背景与职位要求的错位，也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这位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出身的防长，以“强硬派”形象进入五角大楼，但其军事决策经验与专业素养一直饱受质疑。在“群聊门”中，他对社交软件传播机密的风险缺乏基本认知；在“不留活口”争议中，他对战争伦理的模糊表态暴露了决策的随意性。这种“媒体人思维”与“军事决策者”角色的冲突，早有先例可循：2017年，特朗普政府提名的防长马蒂斯虽为退役上将，但仍需经历严格的“去政治化”过渡；而赫格塞思作为非职业军人，显然未能完成这一转变，最终将个人风格的缺陷转化为了系统性危机。

三、政治博弈下的去留困境：白宫的“耐心”还剩多少？

当前，赫格塞思的去留已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议题。截至12月7日，尽管民主党人甚至部分共和党人公开要求其辞职，但赫格塞思本人明确表示“无意辞职”，白宫也仍保持“支持”立场。这种微妙平衡的背后，是多重政治利益的交织。

对白宫而言，保留赫格塞思的核心考量是“团队稳定”。当前美国正面临中东局势动荡、俄乌冲突外溢等多重挑战，国防政策的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