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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理州公安局局长等7人同日被查

一、反腐风暴下的“7人同日被查”：一场精准打击的政治生态治理

2025年12月2日，云南大理的反腐进程迎来了一场“强震”。从当日11时05分至32分，云南省纪委监委与大理州纪委监委在不足半小时内密集发布7条审查调查通报，涉及对象包括现任大理州副州长兼公安局局长、省纪委监委驻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原组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把手”，以及大理州应急管理、政协系统和大理旅游集团的退休高管等。这一“同日官宣7人被查”的反腐行动，以其时间的集中性、领域的广泛性和层级的多重性，成为观察当前反腐态势的典型样本。

这场“精准打击”背后，是纪检监察机关对政治生态问题的敏锐捕捉。从通报内容看，被查人员既有手握实权的现任“关键少数”，如雷楚英作为公安系统“一把手”，直接分管治安、刑侦等核心业务；也有曾在重要岗位任职的“退休干部”，如大理旅游集团原董事长和佳轶、原副总经理字旭东，虽已退休仍被“倒查”；更有纪检监察系统的“内鬼”唐定文，其身份的特殊性暴露出“监督者被围猎”的风险。这种“现任+退休+纪检”的组合式查处，指向的是权力运行中的“链条式腐败”——从权力行使到利益输送，从在职谋私到退休“变现”，从业务部门到监督机构，腐败行为可能渗透于政治生态的多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行动与大理近年反腐节奏高度契合。公开信息显示，近两年来，大理州已有三任原州委书记、两任原纪委书记相继落马，下辖大理市委书记更出现“五任连续被查”的极端案例；公安系统自2019年起，已有数十名官员因涉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被查。此次7人同日被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大理持续深化反腐、推进政治生态治理的必然延续，体现了“有腐必反、有案必查”的决心，更传递出“反腐无禁区、监督全覆盖”的鲜明信号。

二、从“公安局长”到“退休国企高管”：被查人员背后的权力关联图谱

梳理7名被查人员的身份与履历，可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权力关联线索，揭示腐败问题的复杂形态。

首当其冲的是现任大理州副州长、公安局局长雷楚英。公开简历显示，雷楚英为彝族，1975年9月出生，长期在昭通市工作，曾任大关县委书记，2025年1月才调任大理州公安局“一把手”。值得关注的是，其前任杨坤已于去年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从“前任落马、现任被查”的时间线看，大理公安系统可能存在“权力交接未清、责任链条断裂”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雷楚英本人并无公安系统任职经历，作为“空降”干部，其快速被查或暗示在职务调整过程中，对关键岗位的廉政风险评估与监督存在漏洞。

其次是纪检监察系统的“内鬼”唐定文。作为云南省纪委监委驻省交通运输厅纪检监察组原组长、一级巡视员，唐定文本应是监督权力运行的“啄木鸟”，却沦为“被围猎者”。纪检监察干部的腐败，往往意味着“监督的再监督”机制失效，可能导致所在领域的腐败问题长期隐匿。例如，交通运输领域涉及大量工程项目、资金审批，若纪检监察组“看门人”失守，很可能纵容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形成“塌方式腐败”。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杨承贤的被查，则指向公共资源管理的廉政风险。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统筹党政机关的资产、经费、后勤保障等工作，掌握着办公用房、公务用车、会议接待等多项实权。若“一把手”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审批、干预采购，或通过关联企业套取资金，不仅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会破坏党政机关的公信力。

大理州纪委监委通报的4名被查人员中，张连坤（州应急管理局一级调研员）、张成良（宾川县政协一级调研员）均为“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一级调研员虽不担任实职，但仍保留相应级别待遇，且可能利用原职务影响干预基层事务。例如，应急管理领域涉及安全生产审批、救灾资金分配，政协系统则可能参与地方重大项目协商，若“退而不休”的干部利用余权谋私，易滋生“影子腐败”。而大理旅游集团原董事长和佳轶、原副总经理字旭东（均已退休）的被查，更印证了“退休不是护身符”的反腐原则——国企领导在任期间可能通过关联交易、资产处置等方式积累非法利益，退休后试图“安全落地”，但反腐“回头看”机制让其难遁形。

这些被查人员的交集，本质上是大理政治生态中“权力-利益”网络的具象化。从公安系统的执法权、纪检系统的监督权、机关事务的管理权，到基层政协的协商权、国企的资产处置权，权力的交叉与重叠为利益输送提供了土壤，而此次集中查处正是对这一网络的精准切割。

三、“前任落马、现任被查”：大理公安系统的“塌方式腐败”警示

在此次被查人员中，雷楚英的身份最受关注——作为现任公安局长，其被查将大理公安系统的“塌方式腐败”问题再次推至舆论前台。

回溯历史，大理公安系统的腐败问题早有端倪。自2019年起，当地已有数十名公安官员因涉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被查。例如，2020年某涉黑团伙案中，多名基层民警被查实接受贿赂、泄露办案信息；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