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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虚拟资产法规解读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虚拟货币、NFT、数字藏品等为代表的金融虚拟资产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去中心化、跨境流通的特性既带来创新活力，也滋生出洗钱、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风险。我国针对金融虚拟资产的法规体系已形成“顶层立法定调、部门规章细化、司法解释补位”的立体架构，2024年“两高”洗钱罪司法解释与2025年七协会联合风险提示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监管红线与法律边界。本文结合最新法规动态与典型案例，从法律定性、监管核心规则、责任认定及风险防范四个维度，解读金融虚拟资产法规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要求。

金融虚拟资产的法规监管，首要前提是明确其法律定性——这是区分合法与违法的核心标尺。我国现行法规体系中，金融虚拟资产被划分为“非法金融资产”与“合规数字资产”两类：对于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及“诺一币”这类空气币，明确其“非法定货币”属性，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相关交易炒作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而对于由合法机构发行、基于真实资产支撑的数字藏品（如博物馆发行的数字化文物衍生品），则被纳入“合规数字资产”范畴，需遵守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等相关法规。

这一定性差异直接决定了交易行为的法律效力。2025年江西景德镇中院审理的涉“诺一币”民事再审案件中，梁某委托罗某购买“诺一币”并支付62万元投资款，后因项目“爆雷”引发纠纷。法院明确指出，双方委托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不受法律认可，最终在释法明理基础上促成调解。这一案例印证了核心规则：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投资者需自行承担交易风险，而合规数字资产的交易则需依托合法平台，遵循“实名登记、来源可溯”的要求。

我国金融虚拟资产监管框架以“全面禁止交易炒作、严格防控金融风险”为核心，形成了多部门协同的监管规则体系。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是该领域的基础性监管文件，明确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清理取缔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并建立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在此基础上，2025年12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七家协会联合发布风险提示，将监管范围延伸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明确“未批准任何此类活动”，并对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等市场主体提出刚性约束。

针对不同市场主体，监管规则形成了“精准画像、分类管控”的特点。对金融机构及支付机构，法规明确“三不得”要求：不得开展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不得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账户开立、资金划转等金融服务，不得为“挖矿”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禁止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营销宣传、技术支持等服务，严禁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通过境内App、网站等渠道开展业务；对个人投资者，法规虽未直接禁止持有虚拟货币，但明确警示“交易炒作风险自担”，并严禁参与虚拟货币相关的非法集资、传销等活动。某支付机构因违规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资金清算服务，2025年被监管部门处以5000万元罚款，彰显了法规的刚性约束。

反洗钱是金融虚拟资产法规的重点监管领域，2024年“两高”出台的洗钱罪司法解释实现了监管的重大突破。该解释明确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列为洗钱罪的法定情形之一，纳入《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规制范围。这一规定精准打击了利用虚拟资产“匿名性”特性的洗钱行为——不法分子通过地下钱庄将犯罪所得兑换为虚拟货币，经多平台转移后再兑换为法定货币，形成“资金—虚拟资产—资金”的洗钱链条，此类行为现已可直接按洗钱罪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还细化了虚拟资产相关洗钱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洗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多次实施洗钱行为、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无法追回、造成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损失等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情节严重”，面临更严厉的刑罚。司法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洗钱罪2971人，是2019年的近20倍，2024年上半年起诉人数同比再升28.4%，其中涉虚拟资产洗钱案件占比逐年提高，体现了法规的震慑效果。某团伙2025年利用虚拟货币为电信诈骗转移赃款1.2亿元，最终主犯因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正是这一法规的实践应用。

金融虚拟资产相关行为的责任认定遵循“行为定性优先、过错责任匹配”原则，刑事、民事、行政责任边界清晰。在刑事责任方面，除洗钱罪外，发行虚拟货币募集资金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如“空气币”发行），交易平台非法经营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2025年某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负责人因非法经营涉案金额达8亿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1亿元。

在民事责任方面，虚拟货币交易引发的纠纷，法院通常认定交易行为无效，若一方存在欺诈、隐瞒等过错，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投资者自身对交易风险也需承担主要责任，如景德镇“诺一币”案件中，法院未支持梁某全额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