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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孝经直解》看元代汉语框式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孝经直解》作为元代的重要文献，在当时的文化教育领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元代太子的教材，采用白话对《孝经》进行解读，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和使用目的，使其成为研究元代语言的珍贵语料。元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汉语与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频繁接触，《孝经直解》的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语言接触的影响，呈现出许多独特的语法现象，其中框式结构尤为突出。

从文化角度来看，《孝经直解》承载着元代对儒家孝道思想的传承与阐释，其语言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其框式结构，有助于深入理解元代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语言载体作用，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在语言层面的交融与碰撞。从语言学角度而言，元代汉语处于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研究《孝经直解》的框式结构，对于揭示元代汉语的语法特点、探索汉语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其框式结构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语言接触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影响，填补元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框式结构方面的部分空白，完善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体系。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对于《孝经直解》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一些学者从文献学角度，对其版本、作者、成书背景等进行了考证和梳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语言学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关注到《孝经直解》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如后置词、回响结构等，但对于框式结构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多是零散地分析其中的某些框式结构，缺乏全面、深入的剖析，未能充分揭示框式结构在该文献中的分布规律、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

国外对元代汉语及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学领域的学者。他们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对元代汉语受到蒙古语影响的现象进行了探讨，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研究视角的差异，对《孝经直解》框式结构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深入挖掘其中与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内容。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在《孝经直解》框式结构的研究上还存在不足。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从更加全面、系统的角度，深入剖析《孝经直解》的框式结构，以期为元代汉语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成果。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全面梳理《孝经直解》的文本内容，对其中出现的框式结构进行穷尽性的搜集和整理，确保研究材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通过对比研究法，将《孝经直解》中的框式结构与同时期的其他元代文献，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其异同，探究框式结构在元代汉语中的独特性以及在汉语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轨迹。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法，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如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等，对框式结构的形成机制、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进行深入分析，从理论层面揭示其内在规律。

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突破以往对《孝经直解》单一语法现象的研究局限，聚焦于框式结构这一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全面分析框式结构在《孝经直解》中的各种表现，为该文献的语言学研究开拓新的视野。在分析深度上，不仅对框式结构进行表面的描写和分类，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形成机制、语义内涵和语用功能，结合元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讨语言接触对框式结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从而更加全面地展现《孝经直解》框式结构的特点和价值。

二、《孝经直解》概述

2.1作者及成书背景

《孝经直解》的作者贯云石，本名小云石海涯，出生于1286年，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是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文学家、思想家。他出身显赫，祖父阿里海涯是北庭高昌回鹘人，凭借卓越的军功成为元朝的开国功臣；父亲贯只哥长期在江南为官。贯云石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大都度过，其外祖父是元世祖的宰相廉希宪之弟廉希闵，廉氏家族极为重视以儒家思想教育后代，贯云石自幼在廉氏家塾中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这为他日后深厚的文化素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仅“膂力绝人”“诸将咸服其矫捷”，展现出非凡的武艺和身体素质，还“吐辞为文，不蹈故常”，在文学创作方面极具才华，可谓文武双全。

成年后的贯云石，因父荫袭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守永州，在任期间他治军严谨，展现出一定的军事管理才能。然而，不久后他便意识到自己的志趣并不在此，于是毅然将爵位让与弟弟忽都海涯，返回大都。回到大都后，他师从当时的文坛盟主、儒学大家姚燧，在姚燧的指导下，他的文学造诣和思想深度得到进一步提升。1313年，在姚燧的举荐下，27岁的贯云石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任职期间，他积极议行科举、关心民间疾苦，向元仁宗“上疏条六事”，主张以儒家之道治理天下，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和践行。但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加之他对功名利禄较为淡泊，1314年，贯云石称疾辞官南下，此后隐居于浙江钱塘一带，过着时而卖药于市肆，时而周游各地，与僧人、道士往来的生活。

《孝经直解》成书于武宗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