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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自唐中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加上西北陆路因战乱受阻，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迅速崛起。随着指南针应用于航海、造船技术的突破（如福船的水密隔舱技术），以及政府对市舶贸易的重视（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一条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经南海、印度洋延伸至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繁荣。在这条跨越万里的航线上，流动的不仅是货物与财富，更是文明的对话与交融。而贸易商品作为这条商路的核心载体，既展现了宋代手工业的巅峰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海外各国的需求互补，成为理解宋代经济全球化的关键窗口。

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商品

宋代海上贸易的出口商品以“中国特色”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与文化输出的主动性。这些商品不仅满足了海外市场对实用功能的需求，更因蕴含的中华文明符号成为“东方审美”的代表。

（一）瓷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名片”

瓷器是宋代出口商品中最具标志性的品类，被海外市场称为“中国瓷”（China）。两宋时期，制瓷业进入“百花齐放”阶段，北方的定窑白瓷、汝窑青瓷，南方的龙泉窑粉青釉、景德镇青白瓷（影青瓷）等名窑辈出，形成“六大窑系”的格局。其中，龙泉窑的青瓷因釉色温润如翡翠，最受东南亚、中东地区青睐；景德镇青白瓷则以“白里泛青、透光见影”的特点，成为波斯贵族的收藏珍品。

从贸易规模看，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直观证据：在印尼爪哇海域发现的“井里汶沉船”（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中，出土中国瓷器超5万件，包括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耀州窑刻花瓷；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岛遗址，宋代瓷器残片与当地陶器共存，说明其已融入日常生活。这些瓷器不仅作为实用器皿，更被用作建筑装饰（如镶嵌于宫殿墙面）、宗教供器（如清真寺灯台），甚至被当地工匠模仿烧造（如波斯的“锡拉夫陶”）。

（二）丝绸：从实用品到文化符号的跨越

丝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贸易商品，但在宋代呈现新特点。与唐代注重厚重华丽的锦缎不同，宋代丝绸更强调轻、薄、柔，尤其是“罗”“纱”“绫”等品种。例如，苏州的“宋锦”以三色经线显花，纹样多为几何纹与吉祥图案；杭州的“素纱”每平方米仅重16克，几乎透明如雾。这些丝绸的出口对象主要是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及阿拉伯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丝绸贸易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承载着文化输出功能。如高丽文献《高丽图经》记载，高丽贵族以穿着“宋式团花纹绫罗”为身份象征；日本正仓院藏有大量宋代“唐绫”，被用于制作袈裟与宫廷服饰。此外，丝绸还作为“朝贡回赐”的重要物资，通过官方贸易强化政治联系——例如，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国王遣使入宋，宋廷回赐“锦绮百匹、绢五百匹”，这种“厚往薄来”的模式进一步推动了丝绸的海外流通。

（三）茶叶与书籍：文化输出的“软力量”

宋代茶叶贸易的兴盛与饮茶习俗的普及密切相关。当时茶叶分为“片茶”（团饼茶）与“草茶”（散茶），其中福建建州（今建瓯）的“北苑贡茶”（龙团凤饼）虽为宫廷专供，但民间贸易以“草茶”为主，如两浙的“日铸茶”、江西的“双井茶”。这些茶叶通过海船运至日本、高丽及东南亚，日本荣西禅师在《吃茶养生记》中称“宋茶为养生之仙药”，可见其影响。

书籍的出口则体现了宋代文化的辐射力。当时雕版印刷术成熟，经史子集、医学典籍、历书等大量刊刻。高丽、日本多次遣使求购宋版书，如高丽使臣曾一次购买《九经》《史记》《汉书》等典籍数百卷；日本僧人奝然入宋，带回《大藏经》及《文苑英华》等书，成为日本汉学发展的重要资料。更值得关注的是，历法的输出——宋代每年向高丽、交趾（今越南北部）赠送新历，不仅是技术交流，更隐含“奉正朔”的政治意义，强化了中华文化圈的认同。

二、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进口商品

宋代进口商品以“异域奇珍”为主，既包括满足贵族需求的奢侈品，也有融入平民生活的实用品，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多元物质文化的接纳能力。

（一）香料：从宗教仪式到日常生活的渗透

香料是宋代进口商品中的“大宗”，占进口总额的60%以上。根据《诸蕃志》《岭外代答》等文献记载，输入的香料包括乳香、龙脑、沉香、檀香、苏合香等数十种，主要来自大食（今阿拉伯地区）、占城、三佛齐（今苏门答腊）等地。其中，乳香（又称“薰陆香”）产自阿拉伯半岛的佐法尔，因“其香清淑，能透神明”被大量用于宫廷祭祀；龙脑（冰片）来自东南亚的龙脑香树，是合药、制香的重要原料；沉香则因“入水即沉”的特性，成为贵族熏衣、陈设的奢侈品。

香料的用途从单一的宗教祭祀扩展到日常生活。例如，宋代市民用香料制作“香药果子”（蜜渍果脯加香料）、“香茶”（茶叶中添加龙脑）；医书中记载“苏合香丸”可治中风，“乳香没药丸”能活血止痛，香料已深度融入医药体系。《东京梦华录》提到汴京（今开封）的“香药铺”沿街而立，可见其普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