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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协商在零工经济中的适用性障碍

引言

集体协商作为协调劳动关系的核心机制，长期以来在传统用工模式中发挥着平衡劳资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作用。它通过劳动者代表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事项展开平等对话，最终形成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合同，为稳定劳动关系提供制度保障。然而，随着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不断壮大，传统集体协商机制在这一领域的适用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零工经济的”去组织化”“去劳动关系化”特征，与集体协商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实践逻辑产生了深层矛盾，导致其在零工群体中难以有效落地。本文将从零工经济的特征矛盾、制度供给滞后、实践操作困境及劳动者自身局限四个维度，系统剖析集体协商在零工经济中的适用性障碍。

一、零工经济的特征与集体协商基础的根本矛盾

集体协商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明确的劳动关系界定、稳定的用工主体关联以及可识别的劳动者群体边界，而这些基础在零工经济中被彻底解构，形成了天然的适用性障碍。

（一）劳动关系的模糊性消解协商主体资格

传统集体协商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明确的劳动关系，双方主体资格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明确界定。但在零工经济中，平台企业普遍通过”众包”“合作”等模式规避劳动关系认定。以某外卖平台为例，骑手与平台签订的多为《劳务合作协议》或《承揽合同》，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骑手需自行承担工具、保险等成本，平台仅按单结算报酬。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导致法律层面难以将零工劳动者认定为”职工”，而平台企业也拒绝承认自身是”用人单位”。集体协商的主体——劳动者代表与用人单位代表——在法律上无法被确认，协商的合法性基础被抽空。

（二）用工形式的灵活性打破协商的稳定性前提

传统集体协商通常以企业为单位，围绕固定岗位、长期雇佣关系展开，协商内容（如工资标准、工作时间）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但零工经济的核心特征是”按需匹配、即时结算”，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服务对象、劳动场所均高度灵活。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其每日接单量受平台派单算法、天气、节假日等多重因素影响，收入波动可达30%-50%；工作时间由司机自主决定，可能上午接单、下午休息，甚至跨城市流动。这种高度动态的用工形式，使得集体协商难以确定”基准工作时间”“合理报酬标准”等核心议题，协商成果也难以适应频繁变化的实际情况，导致协商内容缺乏可执行性。

（三）劳动者的分散性削弱协商的组织化能力

集体协商需要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其他代表组织形成合力，而零工劳动者的”原子化”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零工群体地域分布广，同一平台的骑手可能覆盖数十个城市，司机可能跨区域流动，难以形成集中的线下组织；另一方面，零工劳动者之间缺乏传统企业中的”同事关系”，彼此间信息沟通渠道有限，甚至因平台的”接单竞争机制”产生隐性对立。曾有调研显示，某外卖平台同一区域的骑手仅30%能叫出5个以上同行的名字，超过60%的骑手表示”从未与其他骑手讨论过权益问题”。这种分散性使得劳动者难以选出被广泛认可的协商代表，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集体协商的”集体性”无从体现。

二、制度供给滞后：法律与机制的双重不匹配

集体协商的有效运行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熟的协商机制和有力的保障措施作为支撑，但现有制度设计主要针对传统劳动关系，与零工经济的适配性严重不足。

（一）法律界定滞后导致协商依据缺失

我国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从属性”为核心界定劳动关系，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地点、方式上受用人单位管理。但零工劳动者的”从属性”呈现”弱化为特征、部分保留”的复杂状态：他们虽不受平台考勤约束（弱从属性），但需遵守平台的算法规则（如接单时效、服务评分）、着装要求（强从属性）。这种”半从属性”在法律上无法被明确归类为”劳动关系”或”民事关系”，导致零工劳动者既无法享受《集体合同规定》中”职工”的协商权利，也无法通过民事法律主张集体协商的合法性。实践中，多地劳动仲裁机构曾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零工群体提出的集体协商申请。

（二）协商机制僵化难以适应新形态需求

传统集体协商以企业工会为主要载体，协商程序包括提出协商要求、确定协商代表、召开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等环节，周期长、流程固定。但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与平台之间不存在”企业-职工”的组织架构，工会覆盖率极低（某研究报告显示，零工劳动者工会参与率不足5%）；即使部分地区尝试建立”平台行业工会”，也面临会员流动性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此外，传统协商内容聚焦”工资、工时、保险”等基础权益，而零工劳动者更关注”算法透明度、接单公平性、职业伤害保障”等新议题，现有协商机制缺乏针对这些新问题的回应能力。

（三）保障机制缺失削弱协商效力

集体协商的效力依赖于履约监督、争议解决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