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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前公示中县委副书记“年龄打架”

一、事件回溯：从“年龄打架”到“不予任用”的舆论风暴

2025年11月24日，广西桂林市委组织部发布的《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中，一则看似普通的干部任用信息，因“年龄矛盾”掀起舆论波澜。公示显示，现任平乐县委副书记陶某某拟任县（市、区）正处级领导职务，其出生年月标注为“1972年8月”。然而，公众很快发现，这一信息与此前两次官方公示存在显著矛盾——2017年11月13日，陶某某拟任县（区）党委常委时，公示出生年月为“1975年9月”；2021年7月7日，其拟任县（市、区）党委副书记时，出生年月仍为“1975年9月”。同一人、同一组织部门发布的公示中，出生年月竟相差3年1个月，“年龄打架”的荒诞性瞬间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舆论发酵后，12月8日，桂林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向媒体确认，“对陶某某拟任职务已采取不予任用的方式”。但面对“年龄差异原因”的核心追问，相关部门仅表示“不清楚”或“关注官方渠道”；平乐县委办公室则称“上级会发通报解释”，但未明确时间。至此，事件从“公示信息矛盾”升级为“干部选拔程序公信力”的公共议题：一个涉及领导干部基本信息的关键数据，为何在8年间出现两次“版本”？组织部门的审核机制是否存在漏洞？公众的监督权利又该如何通过制度保障？

二、年龄“打架”背后的纪律与规则之问

干部年龄，从来不是简单的个人隐私。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年龄是干部培养、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直接关系任职资格、任期计算及队伍梯队建设。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列为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情节严重者可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留党察看处分。陶某某的“年龄打架”，本质上是对这一纪律红线的触碰。

从时间跨度看，2017年至2025年，陶某某的职务从“副县长”逐步晋升为“县委副书记”，其年龄在官方记录中却从“1975年9月”变为“1972年8月”。若2025年公示的年龄为真，那么2017年和2021年的公示信息是否存在“刻意改小年龄”的嫌疑？反之，若2017年的年龄为真，2025年的信息是否涉及“改大年龄”以满足晋升条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指向档案资料的不真实性。

现实中，类似案例并不鲜见。例如，四川某旅游公司原董事长黄某某为“年轻”8岁以便晋升，利用职务便利篡改年龄；黑龙江某招商局原副局长孟某某因报考公务员时未满18周岁，将年龄改大3岁并伪造学历。这些案例中，年龄造假往往与“抢占晋升优势”“规避任职限制”等动机挂钩。陶某某的年龄差异虽未达上述案例的严重程度，但其3年的误差已远超“笔误”或“农历公历混用”的合理范畴——若说8年间两次公示均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错误，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三、任前公示的公信力：从“程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拷问

任前公示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防止“带病提拔”，确保干部选拔的公平性与透明度。此次事件中，“年龄打架”不仅暴露了公示信息的不严谨，更折射出部分地区在干部档案管理、审核流程中的漏洞。

首先，档案审核的“最先最早”原则是否落实？根据《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干部出生日期认定应遵循“最先最早”原则，以档案中最早形成的材料（如出生证明、户籍登记）为准。若陶某某的档案中存在多份矛盾的出生记录，组织部门在2017年、2021年、2025年三次公示前，是否均未对其年龄进行严格核查？若三次公示均未发现矛盾，说明档案审核可能流于形式；若发现矛盾却未纠正，则涉嫌“选择性公示”，损害制度权威。

其次，公众监督的“反馈—核查”机制是否畅通？此次“年龄打架”问题由公众发现并向媒体反映后，才引发组织部门关注。这暴露出两个问题：其一，官方公示平台的监督渠道（如举报电话、信箱）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其二，对于公众反馈的问题，组织部门是否建立了快速核查、及时回应的机制？当前，桂林市委组织部仅以“不予任用”回应，却未解释年龄差异原因，这种“重结果、轻解释”的处理方式，容易让公众产生“捂盖子”的质疑。

四、“不予任用”之后：需要更彻底的真相与更严格的制度

“不予任用”是对问题的初步回应，但远非终点。公众需要的不仅是“该干部未被任用”的结果，更需要“年龄为何打架”的真相——是档案管理混乱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个人为晋升刻意篡改年龄？涉事干部是否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相关部门在审核过程中是否存在失职？这些问题不厘清，“不予任用”可能沦为“息事宁人”的权宜之计，无法真正修复公信力。

一方面，必须启动全面调查。组织部门应成立专项工作组，调取陶某某的原始档案（如出生证明、户籍底册、早期履历表等），比对不同时期的年龄记录，明确年龄差异的根源。若确属个人篡改或隐瞒，需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责任；若因档案管理疏漏导致，需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