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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平台定价算法的反垄断监管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共享经济平台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从出行领域的网约车、货运平台，到生活服务领域的外卖、短租平台，其通过算法技术实现的动态定价机制，正成为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的核心驱动方式。与传统定价模式不同，算法定价依托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实时捕捉供需变化、用户特征等多维信息，显著提升交易效率。然而，这种技术赋能的定价模式也带来了新的竞争风险——平台可能利用算法隐蔽实施协同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形成“数据-算法-市场力量”的闭环垄断，对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构成挑战。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与维护市场公平之间找到平衡，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反垄断监管框架，成为当前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一、共享经济平台定价算法的运行特征与竞争影响

（一）算法定价的技术逻辑与表现形式

共享经济平台的定价算法本质上是通过预设规则与动态数据输入，实现价格的自动化调整。其技术逻辑可概括为“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动态输出”的闭环：首先，平台通过用户定位、搜索记录、历史消费数据等渠道采集海量信息；其次，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用户支付意愿、市场供需缺口、竞争对手价格等变量间的关联关系；最后，根据实时数据输入生成差异化定价方案。

从实践表现看，算法定价主要呈现三种形式：一是动态定价，即根据时间、地点、供需关系实时调整价格。例如，网约车平台在早晚高峰或恶劣天气时，通过算法提高叫车价格以激励更多司机接单；二是协同定价，平台算法通过监测竞争对手价格数据，自动调整自身定价策略，形成“隐形协同”。如某外卖平台曾被曝光其算法会每10分钟抓取竞品平台同类商品价格，并同步调整自家商户的推荐排序与定价；三是个性化定价，基于用户画像（如消费能力、使用频率、地理位置）实施差异化定价，典型如“大数据杀熟”——同一服务对新老用户、高频与低频用户显示不同价格。

（二）算法定价对市场竞争的双重效应

算法定价的技术优势使其具有显著的效率提升价值。一方面，动态定价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流动，在需求高峰时段提高供给响应速度，缓解“打车难”“用餐排队久”等问题；另一方面，个性化定价能够更精准地匹配用户需求与服务成本，理论上可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例如为价格敏感用户提供折扣，为高支付意愿用户提供增值服务，实现“帕累托改进”。

但与此同时，算法定价也可能引发竞争扭曲。首先，算法合谋风险加剧。传统反垄断法中认定“横向垄断协议”需证明经营者之间存在“意思联络”，而算法的自动响应特性可能使竞争者在无直接沟通的情况下，通过“观察-模仿-稳定”的循环形成默契协同。例如，若多个平台均采用“跟随竞争对手价格+固定加成”的算法规则，最终可能导致市场价格趋同，损害竞争活力。其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更隐蔽。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可通过算法实施“掠夺性定价”（短期低价排挤竞争者）或“捆绑定价”（将热门服务与冷门服务绑定销售），而由于算法决策的黑箱性，受害者难以举证。最后，消费者福利受损。个性化定价若超出“合理差异”范围，可能演变为价格歧视，导致部分用户支付更高费用；协同定价则可能推高市场整体价格水平，压缩消费者选择空间。

二、定价算法反垄断监管的现实困境

（一）技术黑箱导致的证据获取难题

算法的技术特性使监管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天然障碍。平台通常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算法核心代码、参数设置及数据交互逻辑，监管机构难以直接验证算法是否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设计。即使用户投诉“大数据杀熟”，平台也可通过“用户标签仅用于推荐而非定价”“价格差异源于供需波动”等理由抗辩。此外，算法的动态迭代特性进一步增加了监管难度——今日被认定合规的算法，可能因模型优化或数据输入变化，明日就演变为限制竞争的工具。

（二）传统反垄断规则的适用滞后

现行反垄断法律体系建立在工业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之上，难以完全适配算法定价的新型竞争行为。以“协同行为”认定为例，《反垄断法》要求证明经营者之间存在“意思联络”或“一致行动的合意”，但算法驱动的协同可能仅通过“数据接口”实现信息交换，无传统意义上的书面协议或口头约定，导致“合意”难以举证。再如，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需考虑“市场份额”“控制市场的能力”等因素，但共享经济平台的市场份额可能因“多归属”（用户同时使用多个平台）被低估，且其控制市场的能力更多源于数据、算法等无形资源，传统分析框架难以准确评估。

（三）多方利益平衡的复杂性

对算法定价的监管需在创新激励与竞争保护之间谨慎权衡。严格的监管可能抑制平台技术投入意愿，影响共享经济的创新活力；宽松的监管则可能纵容垄断行为，损害市场公平。此外，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冲突：平台企业强调算法的效率价值，中小经营者担忧“二选一”“流量劫持”等算法滥用行为，消费者则关注价格公平与隐私保护。如何在多元诉求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