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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罪独立成罪后的司法实践

引言

高空抛物行为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在城市高层建筑密集的现代社会，一枚鸡蛋从25层坠落可致人死亡，一块瓷砖的冲击力足以击碎颅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对高空抛物的规制主要依赖《侵权责任法》《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条款，但实践中常面临”轻行为重判”或”重危害轻罚”的困境——既可能因行为未造成实际损害而难以追责，也可能因过度适用重罪导致量刑失衡。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增设高空抛物罪（《刑法》第291条之二），将”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独立入罪，标志着我国对高空抛物行为的规制从”结果导向”转向”行为+情节导向”。本文将围绕该罪名独立成罪后的司法实践展开分析，探讨其在法律适用、争议解决与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表现。

一、立法背景与规范解析：从”分散规制”到”独立入罪”的逻辑演进

（一）原有法律适用的现实困境

在高空抛物罪独立成罪前，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三种路径追究责任：一是民事路径，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7条（现《民法典》第1254条）由可能加害人承担补偿责任；二是行政路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治安处罚；三是刑事路径，主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罪名。但这些路径均存在明显局限：

民事赔偿侧重事后救济，难以威慑潜在行为人；行政责任因”情节较轻”的认定标准模糊，实践中适用率低；刑事路径则因高空抛物行为的特殊性，与传统罪名的构成要件存在适配难题。例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行为具有”与放火、决水等相当的危险性”，但多数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性难以达到此标准，强行适用易导致量刑过重；若未造成实际损害，又可能因缺乏犯罪结果而无法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追责。这种”要么过重、要么不罚”的矛盾，凸显了独立罪名设立的必要性。

（二）高空抛物罪的规范构造

高空抛物罪的设立，本质上是对”轻罪体系”的完善。根据《刑法》第291条之二规定，该罪的构成要件可从三方面解析：

其一，行为要件为”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这里的”高空”一般指二层以上建筑物或相对地面有一定高度的场所（如脚手架、桥梁）；“物品”包括任何可抛掷的物体，小到果核、烟头，大到花盆、家具，均可能成为犯罪对象。

其二，情节要件为”情节严重”。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司法实践中主要从行为的危险性（如抛掷物品的重量、高度）、行为的重复性（多次抛掷）、危害的紧迫性（抛掷时下方有行人）、造成的社会影响（引发公共恐慌）等方面综合判断。

其三，客体要件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管理秩序。该罪不仅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也通过规制”随手一抛”的侥幸心理，维护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

与其他罪名的界限方面，若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等，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想象竞合从一重）。例如，行为人明知楼下人群密集仍抛掷重物致人死亡，此时高空抛物罪（最高刑1年）与故意杀人罪（最高刑死刑）竞合，应优先适用故意杀人罪。

二、司法实践的典型场景：从个案裁判看法律适用的具象化

（一）“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从抽象到具体的司法探索

“情节严重”是高空抛物罪的核心要件，但立法未明确具体标准，需司法实践逐步细化。通过梳理近年公开判例，可总结出以下认定维度：

物品危险性与抛掷高度：抛掷刀具、砖块、灭火器等重物，或从10层以上高空抛掷，通常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如某案中，李某因与楼下商铺争执，从15层抛下3公斤重的金属工具箱，虽未砸中行人，但因物品重量大、高度高，法院认定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构成高空抛物罪。

行为的重复性与主观恶性：多次抛掷或因泄愤、挑衅等恶意动机实施的行为，更易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例如，王某因琐事与邻居争吵，连续3日从阳台抛掷酒瓶、垃圾，法院以”多次实施、主观恶性深”为由定罪。

实际危害结果与社会影响：即使未造成人身伤害，若导致财产损失（如砸坏车辆）、引发人群恐慌（如学校放学时段抛掷），也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某小区曾发生儿童从12层抛掷玩具车，虽未伤人，但因事发时正值家长接孩子高峰，造成数十名家长聚集围观、交通堵塞，法院最终以高空抛物罪定罪。

（二）特殊情形的处理：从”查不清”到”有依据”的突破

司法实践中，“抛物者难以查明”是长期存在的难题。过去在民事领域，《民法典》规定”可能加害人补偿”，但刑事领域因”罪刑法定”原则，无法对无法查明的行为人追责。高空抛物罪独立成罪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善：

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锁定行为人。例如，多地公安机关建立”高空抛物智能监控系统”，通过高清摄像头、轨迹追踪技术，可快速定位抛物楼层甚至具体窗户；另一方面，若经侦查仍无法确定具体行为人，但能证明系某一住户所为（如某楼层仅一户人家开窗），可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