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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贵州方志纂修：时代变局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地方志，作为记述一个地区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百科全书式史籍，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地方志这一窗口，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当地社会的状况，进而洞察其本质与特征。方志的纂修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承载着地方的记忆，传承着民族的文化，对于地方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意义重大。

民国时期，虽处于新旧社会更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战乱频繁、局势动荡，但贵州的方志纂修活动在乘清代修志余风的基础上，依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短短的三十八年中，贵州省纂修了几十余种县志，各地基本上都有新修纂的方志，方志纂修事业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这一时期的方志纂修，不仅继承了传统方志的编纂方法和内容，还受到时代变革的影响，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所创新，增加了大量近现代新的社会现象的记载，特别是比较注重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研究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方志详细记录了民国时期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贵州的历史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有助于深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的发展变迁。从现实角度而言，方志中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对于传承和弘扬贵州地方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为当代地方治理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民国方志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两轮修志期以来逐渐受到重视，研究状况有所改观，但仍缺乏较为集中系统的研究。在方志学领域，学者们关注到民国时期方志学的发展将中国近代方志学推向了空前高潮，使其走向完善与成熟，并开始在社会学科意义上奠定了中国方志学的地位。如梁耀武、曾荣、韩章训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国方志转型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西方史学转型和中国“新史学”重构对方志从理念、内容到形式、方法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贵州方志纂修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方志纂修的成就、特点、文化现象等方面。陈国生指出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的纂修取得了显著成就，编修了众多志书，增加了近现代社会现象记载，在编纂方面有发展创新，为社会主义时期贵州新方志编修和方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张新民认为民国贵州方志纂修形成了良莠并存的复杂文化局面，各种复杂关系的交相互动促进了志乘多元景观的形成，折射出时代学术特色。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对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具体过程、纂修者群体、经费来源等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多从史学、方志学角度出发，缺乏从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有所创新，通过深入挖掘资料，从多学科视角全面剖析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以期丰富和深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国外对于中国方志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方志整体的介绍和对部分著名方志的研究上，对于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也凸显了本文研究的独特价值和必要性，通过对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地方文化和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

1.3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相关文献资料，包括方志本身、官方文件、私人著述等，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以全面了解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背景、过程、成果等情况。同时，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民国《贵州通志》《续遵义府志》《石阡乡土教材》《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等具有代表性的方志为案例，深入剖析其纂修特点、内容创新以及反映的社会历史情况，从具体案例中总结出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一般规律和特色。

在研究思路上，首先阐述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贵州方志纂修的影响。接着，详细论述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活动，包括纂修机构的设立、纂修人员的构成、纂修过程等。然后，深入探讨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特点，如体例的创新、内容的丰富与拓展等。最后，分析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影响，包括对地方文化传承、学术研究以及后世方志编纂的作用等。通过以上研究，全面、系统地呈现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全貌，为深入研究贵州地方历史文化提供有益参考。

二、民国时期贵州方志纂修的背景

2.1历史文化传承

贵州方志的编纂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宋代。《宋史?艺文志》记载有《思州图经》1卷和《珍州图经》3卷，这表明贵州在早期就已开始方志的编撰工作，虽历经岁月变迁，这些早期图经大多已失传，但它们无疑为贵州方志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明代建立贵州行省，这一举措对贵州的发展意义重大，不仅加强了贵州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还促进了贵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间的交往，为方志纂修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由于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