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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视角与观察者——莫言《晚熟的人》叙事艺术新变

《晚熟的人》是莫言获奖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集，主要讲述了莫言获奖后所遇到的人和事。在本书中莫言再次虚构了一个“莫言”形象，后者借用作家莫言的身份、经历和年龄，通过对形象“莫言”交往的描写，开诚布公地向读者讲述了自己获奖后的生活和交际。小说中莫言仍然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这是他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习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乡视角’虽说是旧的，

但是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这个视角就有了新的含义。”①新的身份、新的故乡、新的时代都在促使莫言改进以往的叙述策略。近年来，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和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互联网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现实，中国网民更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涌入评论莫言的话语场中，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评论中把握莫言创作新的尝试和转变，也值得我们思考。

在《晚熟的人》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叙述视角发生了变化。在莫言以往的作品中，他总是不断变换着叙述的人称和视角。如《檀香刑》中，叙述以“第一人称多角度叙述——第三人称全知角度叙述——第一人称多角度叙述”的模式展开；《红高粱》中则出现了“我爷爷”“我奶奶”的特殊视角，故事以第一人称全知叙事和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视角交替展开；《生死疲劳》中刻画西门闹几世投胎，以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而在《晚熟的人》中，莫言自始至终以第一人称自述，且与以往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不尽相同，此处他选择了新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

“第一人称外视角”由学者申丹提出，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重新对叙述视角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四种。她认为一直以来，除了第一人称叙事中的经验视角，小说中呈现的“内聚焦”皆可称为“第三人称内聚焦”,这种类型的叙述模式除了可以用聚焦人物的视角来审视事件，同时还保有了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刻画的自由。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就属于第三人称内聚焦，作者既以爷爷奶奶的眼光描述了战争的

发生，同时还保留了对当事人经历的旁观描写，具有对聚焦人物观察的权力，这类聚焦在申丹的分类中属于“内视角”。此外，她用“第三人称外视角”的说法替代了热奈特提出的“外聚焦”,保留了“零聚焦”的说法，并加上了“第一人称外视角”的新分类。

弗里德曼曾将叙事视角分为八类，其中第三类为“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第四类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他在《叙事理论》中按照观察位置的差异将“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分成两种：见证人的观察位置处于小说核心的为“内视角”,处于小说边缘的则属于“外视角”。“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也存在

两种叙述立场：“我”从当下追想旧事的立场和被追想的“我”过去正在遭遇事件时的立场，依据不同的观察位置，前者是“外视角”,后者是“内视角”。申丹认为，在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第一人称见证人站立的位置处在故事的边缘时，与其所观察的对象并无直接的联系，因而更具客观性。但同时，作为一个会卷入故事发展的一员，也常常不会像第三人称外视角那样客观、冷静，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经历中生发出对被观察者的同情或其他的情绪②。叙述者在讲述自己的过去时，会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自责，这虽然比“内视角”更加客观，但也不可能像第三人称外视角一样客观，毕竟那是他自己的过去。因此，不管是“见证人”,还是“主人公”,他们的“第一人称”依然是限定在自己耳闻目睹的经验范围内，

无法做到像第三人称叙述者那样具备端详自己缺席的场景的“特权”。因此，在第一人称叙事中，位于故事边缘位置的见证人和追忆往事的主人公的视角，均属于“内视角”与“第三人称外视角”之间的中间类别，即“第一人称外视角”。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就运用了这一新视角来叙述故事。

在这本小说集中，“莫言”有两种出场模式：

有时候他是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见证人，如在《等待摩西》中贯穿着“莫言”对柳卫东(原名柳摩西)和他老婆马秀美的观察。1975年，“莫言”背井离乡

入伍当兵，柳卫东则因身份问题失去机会。到部队后不久，“莫言”就收到柳卫东的来信，信中宣布了自己和马秀美的婚讯。1976年，“莫言”出差顺路回家

探亲，在村后公路上遇到被打得半残的柳卫东和怀孕的马秀美，两人身上散发着烂菜叶子的气味，落魄至极。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柳卫东成为东北乡首富，

“莫言”参观了柳总新盖的五间大瓦房。1983年春天，“莫言”返回故乡探亲，遇到马秀美在集市上挎着竹篮卖鸡蛋，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穿着破烂的衣服，而柳卫东已失踪多时。2002年，马秀美家旁边建了一座加油站，她在往来的大货车上

贴寻人启事。2017年，失踪的柳卫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