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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责任形式的厘清与体系化重构

摘要：《证券法》仅规定了单一的连带责任，而单一的连带责任容易产生“过责失衡”和“深口袋”现象，故比例连带责任随着“中安科案”的落定逐渐被实践认可。为避免该种责任形式与现行法产生冲突抵牾并冲击侵权法律体系，需从责任产生的学理基础出发厘清责任形式的适用，明确比例连带责任属于连带责任的规则范畴。应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从解释论角度出发引入比例连带责任，为司法实践的适用和中介机构责任的体系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以更好地实现“过责相

当”。用“过错”和“原因力”等因素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综合考量比例连带责任的适用和比例的确定，以形成中介机构对外责任认定的体系化方案。

关键词：虚假陈述；中介机构；责任形式体系；比例连带责任；数人侵权

中图分类号：D922.2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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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2023年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注册制，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从“核准制”转向“全面注册制”,故装好保护广大投资者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窗纱”尤为必要。(1)各类中介机构是资本市场中融资方和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其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时代，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必须勤勉履行义务，否则可能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责任。确定赔偿责任的前提是认定责任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仅简单规定了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中承担连带责任，但“华泽钴镍案”一审判决中却出现了“比例连带责任”。随着“中安科案”(2)的二审落定，比例连带责任被司法实践所适用，随之也出现了对证券虚假陈述责任形式的激烈探讨。对于中介机构在证券虚假陈述中承担何种类型责任、如何承担以及内部责任如何划分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规定、案例和理论观点，分析争议产生的原因，然后从证券虚假陈述

行为的侵权本质出发，为中介机构适用比例连带责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进而体系化重构中介机构责任形式认定的具体路径。

一、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责任形式融合抵牾之惑

关于证券虚假陈述中介机构的责任性质，学者观点不一，但无论从民法基础理论，还是从立法目的，抑或是从实际功效，甚至从反面论证，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任目前并无太大争议，争议较大的是中介机构的责任形式。在立法层面，我国《证券法》只规定了连带责任一种，该种责任形式要求每一责任主体对外都需要先承担全部责任，虽然司法解释尝试对其优化，但是未能发挥其应有价值。

在司法实践层面，中介机构可能由于有丰厚的财力而先行承担全部责任，但最终却无法追偿，这容易造成中介机构的过责失衡，故司法实践正尝试改变。随着比例连带责任第一案——“中安科案”的落定，中介机构责任形式引人深思。在理论层面，关于中介机构责任形式的讨论，学界存在全部连带责任、部分连带责任、按份责任和各种责任并用等不同观点。《证券法》的单一规定、司法实践的转向以及理论层面的争议，体现了目前中介机构共同责任下的两种责任形式融合抵牾之惑。

(一)规则溯源：现行法律法规对中介机构责任形式的规定

1.《证券法》对责任形式的规定——单一的连带责任

1998年制定的《证券法》第161条(3)和第202条(4)规定了“就其负有

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两种不同的责任承担形式，前者要求各主体各负其责，可见《证券法》在设立之初就体现了“过责相当”的思想。2005年《证券法》的修订改变了同一法律中存在两种不同责任形式的局面，明确

在证券虚假陈述中有过错的中介机构与发行人均承担连带责任。现行《证券法》延续了该规定，其第85条(5)与第163条(6)规定中介机构是全面且单一的连带责任，既没有区分过错的类型，也没有规定其他的责任形式。同时，其明确规定应由证券服务机构证明自己对虚假陈述无过错，即对中介机构采取的是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先推定其承担100%的连带责任，再由其举证减免。有学者认为，从文义

解释来看，单一连带责任的适用具有理论上的绝对性(7),进而造成了“深口袋”

(8)现象。

2.相关法规对责任形式的规定——尝试优化连带责任

相较于《证券法》,其下位法尝试优化单一的连带责任，但由于上位法的规定和理论解释的缺失，始终无法突破这种责任形式。比如，《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计侵权规

定》)第5条(9)和第6条(10)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过失大小确

定其赔偿责任”;《全国法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