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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交政策再调整及中印伙伴关系建设反思

摘要：2020年5月中印在西段边境实控线(LAC)附近多点对峙乃至肢体冲突以来，中印关系近乎停滞是印度在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身份利益再定位背景下对华政策调整的直接后果。国际社会的非“帕累托改进”状态、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可塑性等为中印合作提供了理论合理性和足够大的空间，双方合作构建发展伙伴关系是可行的。但左右逢源的国际境遇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印度对华政策再调整充斥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感，导致对华决策理性与功利性兼具，边境行为更具挑衅性。中印就解决边界纠纷同发展其他领域正常关系“脱钩共识”效用递减甚至失灵，双边关系进程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边界天花板效应”,但理性决策仍是印度对华政策的主旋律。尽管中印双边互动面临多重困顿和挑战，但印度公开或直接卷入类冷战式的对抗遏制中国的同盟或集团是小概率事件，中印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是在双边关系发展大势确定的架构中演进的，竞争性合作仍是长时段中印关系主流。

关键词：中印关系；印对华政策；边境实控线(LAC);边境对峙

中图分类号：D822.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4)12-

0047-06

面对后冷战国际体系结构性调整背景下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增长放缓的世界经济状况、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印作为两大新兴经济体和有着全球或地区影响力的国家无疑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各自谋求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超越传统地缘竞争和均势思维的羁绊，秉持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时双方达成共识——把建构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这预示着中印关系步入一个新阶段，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和观念上的老问题与新挑战。在机遇和不确定性甚至严峻挑战并存的国际体系调整演进中，中印能否超越“强邻对抗”思维逻辑而达成合作共赢?双方如何克服体系和双边层面的不确定甚至挑战而实现良性

互动?从理论合理性和适用性来看，中国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外交理念等均适用于中印发展伙伴关系建设。因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已经过时，合作共赢成为普遍共识；“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1)理论合理性还源自至少三个层面：一是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可塑性双重属性使全球化时代地理因素及其观念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系统运行和体系结构调整乃至重塑依然极为重要，国际体系动态均衡下中印两国地缘战略间恒变关系逻辑外显为竞争与合作交织、合力推进两国关系进程；二是社会认知视野下国家身份与利益的构成性是观念之源；三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秉持的权力与市场、安全与经济并非二律背反式运行，而是交织互动推进国际体系进化，这是中印合作的实践基础。

然而，2020年春夏之交中印在西段边境实控线(LAC)附近爆发多点对峙危机

甚至冲突以来，在经历了高层外交互动和21轮军长级会谈后，双方就在个别对峙

点(天南河谷和典角河上游)脱离接触达成协议(即金砖集团喀山峰会前夕的10

月21日)。中印此轮边境对峙持续时间之久及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都史无前例。边境对峙危机同新冠综合症、印度外交与对华政策再调整、国际体系结构性调整中

主要力量纵横捭阖互动等多因素叠加，致使中印关系演进中的小概率事变(双边关

系停滞甚至倒退)近乎成为现实。此次边境对峙危机是否会改变上世纪80年代末

和90年代中前期双边关系改善以来的互动模式?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脱钩共识”失效了吗?哪些因素促成印度的边境前进行为和对华政策再调整?新形势下中印互

动正在磨合孕育一种双边关系新模式，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走向何去何从?如何审视评估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反思性回应。

一、猎鹿博弈策略下中印合作的合理性

2014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定位是把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推进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

冷战后国际权力结构和秩序调整下的国际社会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国际结构与秩序调整为“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提供了足够大的余地(2),这自然也为中印两国之间的合作共赢提供了空间。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够在避免任何一方境遇变坏的情况下，改进所有或部分参与者的处境，增加收益。当然，实现帕累托改进也是有条件的，有时候人们提出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异常困难。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