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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碎片主动清除的国际责任划分机制

一、引言：太空碎片危机与主动清除的责任困境

当人类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宇宙时，近地轨道早已悄然成为”太空垃圾场”。直径超过10厘米的碎片数量已达数万，1-10厘米的碎片超过百万，更小的颗粒则以亿计。这些高速运行的碎片每秒能飞行数公里，一块仅10克重的碎片碰撞能量相当于一辆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国际空间站曾多次紧急规避碎片，多颗卫星因碰撞失效，甚至有研究指出，若不采取有效措施，近地轨道可能因”凯斯勒综合征”陷入碎片连锁碰撞的恶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太空碎片主动清除技术从概念走向实践。从机械臂抓取、激光烧蚀到网捕技术，各国已开展多项试验。但与技术突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动清除行动的责任划分机制严重滞后。谁有义务发起清除？清除过程中损坏其他航天器如何担责？清除后碎片归属权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像无形的枷锁，制约着各国和企业参与清除的积极性。构建科学合理的国际责任划分机制，不仅是解决太空碎片问题的关键，更是维护外空活动可持续性的必然要求。

二、太空碎片主动清除责任划分的现实基础与法律溯源

（一）主动清除的特殊性与责任划分需求

太空碎片主动清除与传统外空活动存在本质差异。传统活动如卫星发射、载人航天，责任主体明确（发射国或运营方），损害后果可通过《责任公约》追溯；而主动清除是”对第三方物体的干预行为”，其对象可能是无主碎片、多国卫星残骸或已失效航天器。这种”跨界干预”导致责任链条复杂化：清除方可能并非碎片制造者，被清除对象可能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清除过程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如碎片二次抛射、碰撞其他航天器）。

经济成本更凸显责任划分的迫切性。单次清除任务成本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若责任不清，各国将因”搭便车”心理推诿义务。例如某国耗费巨资清除某区域碎片，其他国家却因无需担责而继续随意发射，最终导致清除成果被新碎片抵消。这种”公地悲剧”在太空领域的上演，亟需通过责任机制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二）现有国际法框架的责任基础

现行外空法律体系为责任划分提供了基础框架。1967年《外空条约》确立”探索和利用外空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的共同利益原则，要求各国”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为主动清除的国际合作义务提供了法理依据。1972年《责任公约》则明确了双重责任制度：对地球表面或飞行中航空器造成的损害，发射国承担绝对责任；对其他外空物体造成的损害，承担过错责任。1975年《登记公约》要求各国登记外空物体，为追溯碎片来源提供了可能。

但这些规定在主动清除场景中显现出局限性。《外空条约》虽强调共同利益，却未明确”适当顾及”的具体标准；《责任公约》主要针对”损害发生后的追责”，未涉及”主动预防损害的义务”；《登记公约》仅要求登记在轨物体，对已失效或解体的碎片缺乏持续追踪要求，导致大量碎片”来源不明”，责任主体无法确定。

三、责任划分的核心争议与实践难点

（一）清除行动发起主体的权责边界

谁有资格发起主动清除？这是责任划分的首要问题。从国家层面看，《外空条约》规定各国”对其外空物体承担国际责任”，但这种责任是否包含”主动清除其产生碎片”的义务？部分航天大国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要求碎片来源国承担主要清除义务；但发展中国家指出，许多碎片来自早期航天活动，当时技术条件有限，要求原发射国完全负责有失公平。

商业航天的崛起使问题更复杂。私营企业发射的卫星占比已超50%，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采用”低成本短寿命”设计，导致卫星退役后更易成为碎片。但企业作为盈利主体，是否应承担与国家同等的清除责任？若要求企业担责，可能抑制商业航天创新；若放任不管，则会加剧碎片问题。这种”公共责任与商业利益”的冲突，需要在责任机制中找到平衡点。

（二）清除对象的权属认定困境

权属不清是责任划分的另一大障碍。根据《外空条约》，外空物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所有权不因其位置改变而丧失，即碎片仍归原发射国所有。但现实中，许多碎片来自卫星碰撞或爆炸，原发射国可能无法证明碎片归属（如A国卫星与B国卫星碰撞产生的碎片），或碎片已脱离原物体难以辨识（如火箭残骸解体后的微小颗粒）。此时，清除行动是否需要获得”名义所有权人”的同意？若原发射国已不存在（如历史上的苏联），碎片权属如何界定？

更棘手的是”退役卫星”的处理。部分卫星虽已失效但尚未完全解体，其所有权明确属于原运营方。若其他主体未经允许清除此类卫星，是否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2019年某国试验性清除一颗失效卫星时，原运营方提出抗议，认为清除行动未经授权，这暴露了权属争议对清除行动的阻碍。

（三）跨境损害的责任分担难题

主动清除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损害。例如，机械臂抓取碎片时可能因操作失误导致碎片解体，产生更多小碎片；激光烧蚀可能误击附近正常航天器；清除后的碎片再入大气层时若坠落地表，可能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这些损害可能涉及多个国家：碎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