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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斌飙车案”审视交通肇事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律界定及完善路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危险驾驶行为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近年来频繁引发恶性交通事故，给社会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其中，“胡斌飙车案”便是典型代表。

2009年5月7日晚，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在杭州市区与同伴飙车。当时，胡斌严重超速行驶，车速达到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而事发路段限速仅为50公里/小时。在飙车过程中，胡斌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撞上了正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男青年谭卓，导致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起案件瞬间成为社会焦点，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广泛讨论。民众对飙车这种漠视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高度关切，期望法律能给予公正的裁决，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共安全。

从法律层面看，“胡斌飙车案”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案件定性上，究竟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很大争议。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通常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胡斌飙车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危险性和主观故意性，但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对此类行为的定性上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同观点。在量刑方面，如何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准确适用刑罚，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也是一个难题。如果量刑过轻，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无法有效遏制类似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如果量刑过重，则可能违背法律的公正原则。此外，案件还涉及民事赔偿问题，如何合理确定赔偿标准和责任承担方式，保障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深入探讨。

研究“胡斌飙车案”的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明确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填补法律漏洞，使法律能够更准确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危险驾驶情形，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可以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引导人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驾驶行为，从而减少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护社会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胡斌飙车案”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动法学理论的发展，促进刑法学、交通法学等相关学科对危险驾驶犯罪的深入研究，丰富和拓展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许多国家较早地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法律制度。德国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定细致且全面，涵盖了酒后驾驶、吸食毒品后驾驶以及因身体或精神缺陷影响驾驶安全等行为。德国学者在研究中强调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应与行为的危险性紧密关联，注重从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实际威胁程度来判断犯罪的成立与否。在刑罚设置方面，德国根据危险驾驶行为的不同情节和危害后果，设置了多层次的刑罚体系，不仅包括监禁、罚金等传统刑罚，还针对一些特定的危险驾驶行为规定了吊销驾驶执照、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等附加刑，以强化刑罚的威慑力和预防效果。

日本在危险驾驶罪的研究和立法实践方面也颇具特色。日本刑法除规定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外，其《道路交通法》还对各种危险驾驶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注重从社会治理和交通安全预防的角度出发，探讨危险驾驶罪的立法目的和实践效果。他们通过对大量交通事故案例的分析，深入研究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规律和影响因素，为完善危险驾驶罪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司法实践中，日本对危险驾驶罪的打击力度较大，严格的法律执行和社会舆论监督，使得日本的危险驾驶犯罪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国内，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正式纳入刑法体系，以及《刑法修正案（九）》对该罪的进一步完善，国内学界和实务界对危险驾驶罪的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认为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是应对日益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保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刑法对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二是对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细致研究，包括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等。在主体方面，明确危险驾驶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在主观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表现为故意；在客体方面，普遍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在客观方面，对“追逐竞驶，情节恶劣”“醉酒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