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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案

引言

当一幅由人工智能绘制的画作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当一篇由AI生成的新闻稿被广泛传播，当一段由算法谱就的音乐登上流媒体榜单，这些看似寻常的数字产物背后，正掀起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受著作权保护”的法律争议。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AIGC）的爆发式发展，从绘画、文本到代码、设计，AI生成物已深度渗透至创作领域。然而，传统著作权法以“自然人创作”为核心的制度框架，与AI生成物“无人类直接创作行为”的特性产生了激烈碰撞。从“AI绘画第一案”到“机器人写稿著作权纠纷”，多起典型案件将这一问题推向舆论与司法的风口浪尖。本文将围绕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案的争议焦点、法律困境、司法实践及完善路径展开探讨，试图为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一、案件争议的核心焦点

（一）生成物的“独创性”认定难题

著作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独创性表达”，而“独创性”的判断是AI生成物能否获得保护的首要门槛。传统理论中，“独创性”包含“独立完成”与“创造性”两个要件：前者要求作品非抄袭，后者要求作者投入了一定的智力劳动，体现个性化表达。但AI生成物的“创作”过程却颠覆了这一逻辑——它由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后生成，既无人类逐字逐句的书写，也无传统意义上的“个性化选择与安排”。

以某法院审理的“AI小说著作权纠纷案”为例：原告公司主张其开发的AI写作系统生成的小说具有独创性，应受著作权保护；被告则认为，该小说是算法根据输入的关键词和模板自动生成，本质上是数据处理的结果，缺乏人类作者的智力投入。法院在判决中指出，“独创性要求作者通过独立构思，运用自己的技巧和方法表达思想”，而AI生成的内容虽可能呈现“新颖性”，但属于算法规则下的必然或随机输出，难以体现人类作者的“个性化选择与判断”，因此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AI生成物的“创造性”是否能被拟制为人类的智力劳动？有学者提出，若AI使用者通过调整参数、筛选结果等方式对生成过程进行“介入”，则可能视为对生成物的“辅助创作”，从而满足独创性要求。但实践中，这种“介入”的程度难以量化——是简单输入关键词，还是深度调整模型参数？不同案件的裁判标准差异较大，导致“独创性”认定成为争议最集中的环节。

（二）权利主体的归属争议

即使AI生成物被认定为“作品”，其权利主体的归属也面临法律空白。根据《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归属于“作者”，而“作者”原则上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特定条件下可视为作者。但AI本身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无法成为权利主体；那么，是归属于AI的开发者、使用者，还是数据训练的提供者？

在“AI绘画侵权案”中，某艺术平台使用AI生成的绘画被指抄袭，原告（AI绘画使用者）主张其对生成物享有著作权，要求侵权方赔偿；被告则质疑“AI生成的内容无明确作者，原告无权主张权利”。法院经审理认为，AI本质是工具，生成物的著作权应归属于对生成过程施加实质性控制的主体。具体而言，若使用者通过选择模型、调整参数、筛选结果等方式参与了“创作过程”，则可视为“实际作者”；若仅被动接收AI输出结果，则难以认定其为作者。

这一裁判思路虽提供了初步指引，但仍存在争议。例如，AI开发者可能主张“模型训练投入了大量智力劳动”，应享有权利；数据提供者则认为“训练数据是生成内容的基础”，也应参与权利分配。更复杂的是，部分AI生成物可能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如用户提供需求、开发者优化模型、平台提供算力），此时权利归属更需细化规则。

二、法律适用的现实困境

（一）现行法律的滞后性：“作品”定义的封闭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采用列举式规定了作品类型（如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等），并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作为兜底。但该定义隐含了一个前提——“作品”需由“作者”创作，而“作者”在法律中被默认为自然人或拟制主体（法人等）。AI生成物的出现，使得“作者”与“创作行为”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一方面，AI不具备“创作能力”；另一方面，人类可能仅作为“操作者”而非“创作者”参与生成过程。

这种滞后性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同案不同判”。例如，北京某法院在“AI新闻稿案”中认定，AI生成的新闻稿因缺乏人类作者的“独创性表达”，不构成作品；而上海某法院在“AI设计图案”中则认为，设计者通过调整AI参数对生成结果进行了“实质性干预”，应视为作品，由设计者享有著作权。裁判标准的差异，本质上是法律对“创作行为”定义的模糊性所致。

（二）“作者”概念的局限性：从“自然人”到“工具使用者”的拟制困境

传统著作权法中的“作者”以自然人为核心，强调“创作行为”的人身属性（如署名权、修改权）。但AI生成物的权利主体显然无法直接对应这一概念：AI不是人，开发者或使用者可能仅提供“工具”或“指令”，而非直接创作。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