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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与司法认定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结合检例第64号案与最新司法规范，其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需把握以下核心要点。

（一）客体要件：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中的存款专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吸收公众存款是商业银行的专属金融业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该业务。未取得金融许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归集不特定公众资金，直接侵犯了国家对存款业务的专营管理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新兴金融业态，只要实质从事了资金归集与支配的“类存款”业务，即可能侵犯该客体，这也是法院否定其“P2P创新”抗辩的核心法律依据。

（二）客观要件：“四性”标准的司法适用与“资金池”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第一条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性”认定标准，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检例第64号案对这“四性”的认定逻辑，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清晰范本。

非法性：未经许可的“信用中介”本质。非法性的核心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关键在于区分“信息中介”与“信用中介”。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的法定职责是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归集资金。而望洲集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控制客户资金，设立托管账户进行资金调配，甚至为借款提供担保，已从“信息中介”异化为“信用中介”，属于《非法集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公开性与利诱性：宣传方式与收益承诺的双重认定。公开性要求“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望洲集团线下发放宣传单、举办年会，线上以网络借贷名义推广，均符合公开性要件。利诱性则体现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其承诺的7%-15%年化收益率与担保兜底条款，直接满足了利诱性的认定标准。

社会性：“不特定公众”的范围界定。社会性的核心是资金来源的广泛性与不特定性，即吸收资金的对象为社会公众而非特定对象。涉及多名集资参与人，涵盖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社会群体，显然符合“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要求。司法实践中，即使通过“会员制”“熟人推荐”等方式筛选参与人，若最终对象仍具有开放性与不特定性，仍可认定符合社会性要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金池”的设立是认定客观行为违法性的关键标尺。根据《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网络借贷平台不得归集资金设立资金池。对客户虚拟账户资金的冻结、划拨权限，以及将剩余资金转入私人托管账户与线下资金混同使用的行为，完全符合“资金池”的特征，而资金池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其对资金的实际控制与支配，这正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吸收”行为的核心体现。

（三）主体要件：单位犯罪与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认定单位犯罪需证明行为系以单位名义实施、利益归属于单位，而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则需结合其在犯罪中的具体职责、参与程度与主观认知，对各被告人的量刑充分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四）主观要件：故意心态的司法推定

该罪的主观要件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金融管理法规，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观故意可通过行为人是否具备金融从业资质、是否知晓相关监管规定、是否实施规避监管的行为等客观事实综合推定，被告人以“不知法律规定”为由抗辩的，一般不予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