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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边界探讨

引言

工伤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是通过风险共担机制，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劳动者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在工伤认定的范畴中，除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直接因工作原因受伤”的典型情形外，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了三类“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包括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活动中受伤、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且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后旧伤复发。这些情形虽不直接满足“工作原因”的严格标准，但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公共利益维护等价值导向被纳入保障范围。然而，正是由于“视同”二字所蕴含的“扩张性保护”特质，其认定边界往往存在模糊地带，实践中易引发争议。本文将围绕视同工伤的法律逻辑、认定关键维度及实践争议展开探讨，以期为合理界定其边界提供参考。

一、视同工伤制度的法律逻辑与核心要义

（一）从“直接工伤”到“视同工伤”的立法演进

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始终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根本目标。早期的工伤认定严格限定于“因工作原因”导致的伤害，这一标准虽便于操作，但难以覆盖一些特殊但具有社会价值的情形。随着社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程度提升，立法者逐渐认识到：部分伤害虽非直接由工作原因引发，但若与工作存在间接关联，或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仍应纳入保障范畴。《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视同工伤”规定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其本质是通过立法的扩张解释，将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从“直接工作风险”延伸至“关联风险”和“社会价值风险”，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更全面保护。

（二）“视同”背后的价值平衡逻辑

与第十四条“直接工伤”相比，第十五条的“视同工伤”在认定标准上更强调价值判断。例如，突发疾病死亡情形的纳入，主要基于对劳动者职业健康的关怀——长期工作压力可能导致隐性疾病突发，虽非直接因工作受伤，但与工作环境、强度存在潜在关联；抢险救灾情形的纳入，则是对“舍己为公”行为的鼓励，通过工伤保险补偿降低个体为公共利益付出的代价；旧伤复发情形的纳入，本质是对军人职业贡献的延续保障，体现社会对特殊群体的尊重。这些情形的共性在于：单纯从“工作原因”角度难以直接覆盖，但通过“视同”的立法技术，实现了个体权益保护与社会价值引导的平衡。

二、视同工伤认定的关键维度分析

（一）时间与空间边界：从“固定场域”到“关联场域”的扩展

传统工伤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通常指用人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固定办公区域。但在视同工伤情形中，这两个要素的边界被显著扩展。以抢险救灾为例，劳动者可能在非工作时间（如休假期间）、非工作场所（如社区、公共场所）参与救灾行动，此时是否符合“视同工伤”条件？实践中，只要该行为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时间和场所的限制会被适当放宽。再如突发疾病情形，“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虽仍是必要条件，但“工作岗位”不仅包括日常办公工位，还包括因工作需要临时外出的场景（如出差途中、客户拜访时），只要劳动者处于履行工作职责的状态，即可视为“工作岗位”。这种扩展并非无限制的，其核心是“与工作的关联性”或“与公共利益的直接性”，若劳动者在完全脱离工作状态的私人活动中突发疾病（如下班后在家休息），则不符合认定条件。

（二）因果关系边界：从“直接因果”到“合理关联”的延伸

直接工伤的认定强调“伤害结果与工作原因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操作机器导致的机械伤害），但视同工伤的因果关系更注重“合理关联”。以突发疾病死亡为例，法律并未要求疾病必须由工作直接引发（如职业病），而是只要满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即可。这里的“关联”体现在疾病发作的时间和地点与工作状态的重合，而非病理上的直接因果。实践中曾有案例：某程序员在加班时突发心梗死亡，经鉴定其本身患有冠心病，加班并非直接致病原因，但因其在工作时间和岗位发病，仍被认定为视同工伤。这一认定逻辑的核心是：劳动者在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其身体处于“待命状态”，突发疾病的风险应被视为职业风险的延伸。

（三）社会价值边界：从“个体权益”到“公共利益”的融合

视同工伤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认定标准中隐含了对社会价值的考量。例如，抢险救灾情形的认定，不仅关注劳动者是否受伤，更关注其行为是否具有“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性质。实践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是关键：参与消防救援、抗洪救灾等明确属于公共利益范畴；但参与社区自发组织的爱心捐赠活动中受伤，是否属于“维护公共利益”则可能存在争议。此时需要结合行为的目的、范围和社会影响综合判断：若行为是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如帮助社区老人、参与公益演出），通常会被认定为符合公共利益；若仅为特定个体利益（如帮助邻居修水管），则可能不被纳入。这种价值判断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