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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回应没有接听日方热线电话

一、从“热线未接通”事件看中日防务沟通的现实困境

2025年1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中方未接听日方热线电话”的提问时，重申了中国海军此前关于“训练海空域已事先公布”的声明，并建议向主管部门进一步询问具体情况。这一回应看似简短，却揭开了近年来中日防务热线使用效率低下的深层矛盾——这条2023年5月才完成首次通话的“战略沟通渠道”，在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沦为“摆设”，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沟通障碍，更是双方对安全互信、行为准则认知的根本性差异。

根据公开信息，自2023年5月两国防长通过热线完成首次通话后，这条被日方寄予“即时危机管控”厚望的渠道再未被有效启用。2024年7月，日本“凉月”号驱逐舰擅自闯入中国浙江近海；2024年8月，中国Y-9运输机因气流误入日本领空；2025年6月，日本P-3C反潜机连续跟踪辽宁舰编队；直至此次围绕“雷达照射”的争议，日方在四次关键事件中尝试拨打热线均未获回应。防卫省内部报告承认，中方并非技术故障，而是“故意不接”。这种“打不通”的尴尬，早已超越单次事件的偶然性，成为中日海空安全互动中的常态化现象。

二、日方“热线依赖”背后的行为逻辑与舆论策略

日方对“热线未接通”的反复炒作，本质上是一种“因果倒置”的舆论操作。从事件时序看，每次热线未接通前，日本自卫队都存在明显的“主动挑衅”或“风险操作”：“凉月”号驱逐舰进入中国领海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领海主权的规定；P-3C反潜机对中国航母编队的持续跟踪干扰，属于典型的“抵近侦察”；此次引发争议的“雷达照射”问题，更被中方明确指出是日本战斗机对中方正常军事活动的频繁抵近干扰。这些行为本身已构成对地区安全的威胁，却被日方包装为“需要紧急沟通的突发状况”，试图通过热线“事后辩解”来转移责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舆论对“热线不通”的关注，甚至超过对事件本身性质的讨论。共同社等媒体在报道“凉月”号闯入中国领海时，重点渲染“中方未使用热线”的“异常”；此次雷达照射事件中，部分日媒又将焦点引向“热线失效导致误判风险”，却刻意回避“谁先制造风险”的核心问题。这种“受害者叙事”的套路，实质是日本试图通过混淆是非，将自身挑衅行为包装为“维护地区稳定的努力”，进而占据道德制高点，转移国内外对其军事扩张政策的质疑——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增加防卫预算，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这些举动早已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

三、中方立场的核心逻辑：沟通需要前提，互信不可单向

中方对热线的“冷处理”，并非否定沟通的重要性，而是坚守“沟通需要前提”的基本原则。从外交实践看，中日防务热线的设立初衷是“预防冲突”，而非“为挑衅行为提供事后补救”。中方始终强调，这条渠道应作为需要外交安排的战略性沟通机制，而非日方期望的“即时调度工具”。当一方不断以危险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时，要求另一方“保持通话”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具体到此次事件，中国海军已明确表示“训练海空域已事先公布”，相关操作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这意味着，中方的军事活动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透明度，反而是日方战斗机的抵近干扰构成了“最大的海空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日方试图通过热线“讨说法”，本质上是要求中方为自身的正当权益“自证清白”，这显然违背了沟通的基本逻辑。正如中国外交部此前回应，中方不仅未接受日方所谓“交涉”，还当场驳回并提出反交涉，这种“以行动传递立场”的做法，恰恰是对国际规则的维护。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日防务沟通的困境，反映的是两国安全互信的严重缺失。互信的建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一方面，日本需正视历史问题，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停止在涉海、涉台等问题上的挑衅；另一方面，日方应切实理解中方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核心关切，而非将热线视为“解决自身麻烦的工具”。只有当双方都以善意遵守国际准则，以行动维护地区稳定时，包括热线在内的沟通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从热线风波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此次“热线未接通”事件，既是中日安全互动矛盾的集中爆发，也为双方重新审视沟通机制提供了契机。客观而言，在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保持有效的危机管控渠道对中日两国乃至地区和平都至关重要。但渠道的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

对中方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是不可动摇的底线。任何试图通过“热线施压”来迫使中方让步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的，中方在有关海空域的演训活动专业规范、无可非议，日方若真希望减少误判风险，最根本的是停止抵近侦察、停止制造矛盾，而不是将责任推给“热线不通”。

对日本而言，需要摒弃“单方面依赖热线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从2024年至今四次“电话打不通”的经历中，日方应清醒认识到：沟通不是单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