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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机票有5元差价获赔2665元

一、事件回溯：5元差价背后的维权拉锯战

2025年的这个冬天，一起看似“小题大做”的消费纠纷引发了广泛关注——杭州朱先生因一张885元机票的5元差价，将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旅行”诉至法院，最终通过调解获赔2665元。这场以“5元”为起点的维权，撕开了在线机票销售中“隐形加价”的行业伤疤。

时间回溯至去年7月，朱先生在“去哪儿”平台购买了一张厦门航空的国际航班机票，实际支付885元。但事后核对行程单时，他发现机票实际出票价格仅为880元，存在5元差价。面对朱先生的质疑，平台最初提出退还5元差价并额外赔付15元（差价的3倍），但这一方案被朱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未明确告知价格差异，存在“故意隐瞒”嫌疑，于是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原定于6月26日的开庭前两日（6月24日），平台法务主动联系朱先生，提出赔偿2665元（实付金额885元的三倍，另加10元起诉费），朱先生接受调解并撤诉。

这一结果看似“以小博大”，实则是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权益博弈。5元差价本身或许微不足道，但朱先生的坚持，让这场纠纷超越了个案范畴，成为观察在线旅游平台价格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样本。

二、行业之痛：“隐形加价”的普遍与隐蔽

朱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从参考资料中不难发现，在线机票销售中的“价格差”问题已形成普遍现象：有消费者在“去哪儿”平台购买往返机票后，因多次降价要求退差价被拒；有消费者通过“携程商旅”购票，实际支付金额比行程单显示价格高出230元，平台仅愿按差价退一赔三；更有消费者因航班票价24小时内大幅下跌，平台以“超出退差时限”为由拒绝补偿。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线机票销售链条中，“隐形加价”已成为行业顽疾。

所谓“隐形加价”，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平台或代理商利用信息差，在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将机票与酒店券、外卖红包等附加服务捆绑销售，导致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高于机票票面价格；其二，因票务系统延迟或价格实时波动，消费者下单时显示的价格与实际出票价格存在差异，但平台未及时同步信息；其三，部分代理商为赚取差价，人为调整销售价格，形成“低收高卖”的灰色操作。

以朱先生的案例为例，其购买的机票行程单明确标注了880元的出票价格，但平台收取了885元，这直接违反了《中国民用航空电子客票暂行管理办法》中“行程单上客票价格必须与实收金额相符”的规定。若此类行为被认定为“价格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需按消费者实际支付金额的三倍进行赔偿（不足500元按500元计算）。朱先生最终获得的2665元赔偿（885元×3+10元），正是这一法律条款的实践体现。

三、维权困局：从“嫌麻烦”到“敢较真”的观念突破

长期以来，消费者对小额差价纠纷普遍存在“嫌麻烦”心理。5元、50元的差价，往往被认为“不值得费时费力维权”。平台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隐形加价”作为潜规则长期存在。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近年发布的投诉数据显示，在线旅游服务投诉中，“价格问题”占比连续三年超过30%，其中“实际支付与宣传不符”“捆绑销售未明示”等细分问题尤为突出。

但朱先生的案例打破了这一困局。他的坚持背后，是对消费权益的清醒认知：“出了票就要对这张机票负责，平台有审查义务，发现价差应该主动告知，故意隐瞒就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这种“较真”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知悉真情权”“公平交易权”，《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明确禁止欺诈行为，《电子商务法》也规定平台需“全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商品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朱先生的维权路径也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参考：首先，保留支付凭证、行程单等关键证据；其次，与平台协商时明确主张法律依据（如要求“退一赔三”）；最后，若协商不成，可通过互联网法院等便捷渠道提起诉讼。北京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正是为了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其“在线立案、在线审理”的模式，让小额纠纷的处理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周。

四、破局之道：监管、平台与消费者的三方共责

要根治“隐形加价”乱象，需构建监管、平台、消费者三方协同的治理体系。

从监管层面看，需强化执法力度。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代理商开展价格合规检查，重点核查行程单与实收金额的一致性，对违规企业依法处以停业整顿、吊销资质等处罚；市场监管部门需将“价格欺诈”纳入重点监管范畴，利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平台价格波动，及时发现异常价差；税务部门则应对存在“低收高卖”行为的企业启动税务审查，杜绝通过虚假票据逃税漏税的可能。

从平台层面看，需完善内部风控机制。一方面，平台应建立“价格透明化”系统，在购票页面明确标注机票基础价格、附加服务费用（如保险、酒店券）等明细，避免“总价模糊”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需加强对入驻代理商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