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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领导让学生给自家孩子比赛投票

一、事件回溯：从“重要任务”到免职处理的权力越界

2025年12月初，河南郑州电力中等专业学校的班级群里出现了一条特殊通知：“这是领导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组织本班学生给周某某投票，凡是有平台的都发布，只要看见周某某三字就选择投票。”这条指令的发布者，是该校班子成员周某。他要求学生为参加浙江某大学“校园十佳歌手”比赛的儿子拉票，将原本用于教学通知的公共空间异化为“应援后援会”。

事件曝光后，学生将相关视频上传网络，随后班主任要求删除视频的消息进一步引发关注。12月10日凌晨，学校官方发布处理决定：确认周某因儿子参赛投票需求，安排部分学生参与刷票，违反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免职处理，并责令向涉事师生道歉。而据后续信息显示，周某某最终在比赛中获得季军，其成绩与父亲的“助力”存在直接关联。

从“领导交代的重要任务”到“免职道歉”的处理结果，这场由权力越界引发的风波，不仅暴露了个别教育工作者公权私用的任性，更撕开了校园治理中权力监督与职业道德的薄弱缺口。

二、权力异化：公器私用背后的三重伤害

周某的行为，本质上是将手中的管理职权异化为“刷票工具”，其危害性远超表面的“父爱过度”，而是对多方权益的系统性侵害。

首先是对学生权益的直接侵犯。学生是教育服务的对象，而非领导的“资源池”。班级群作为教学沟通的公共平台，本应服务于知识传授与成长指导，却被周某用于私人事务的指令传达。“赶紧快行动起来”的催促、“看见名字就投票”的机械要求，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与尊严踩在脚下。这种“工具化”的对待，不仅让学生被迫参与非教学任务，更在心理层面造成压迫——当“领导交代”成为必须执行的理由，学生的权益边界被权力强行模糊。

其次是对公平竞争规则的彻底践踏。“校园十佳歌手”比赛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歌会友、凭实力说话”，其他参赛者通过练习、彩排、现场表现争取观众认可，而周某却通过行政手段为儿子“保送”票数。这种“拼爹”式的干预，让比赛从“才艺竞技场”沦为“权力秀场”。周某某最终获得的季军荣誉，不仅是对其他选手努力的否定，更让“公平”二字在学生心中失去分量——当权力可以轻易改写结果，谁还会相信“努力决定成败”？

最后是对教育公信力的严重损害。学校作为传递知识、塑造人格的场所，其公信力建立在“公”与“正”的基础上。周某身为班子成员，本应是制度的维护者、公平的践行者，却成为破坏规则的“带头者”。这种“台上讲规矩，台下用特权”的反差，让公众对教育系统的信任大打折扣。家长可能质疑“孩子在学校是否会被权力裹挟”，社会则会追问“教育净土是否也存在权力寻租”。公信力的流失一旦形成，修复成本远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

三、教育之责：双重身份下的自律失守与价值观危机

周某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家长，又是学校管理者。这种身份本应成为自律的“双保险”，却沦为权力滥用的“掩护伞”。

作为家长，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爱”的边界是不侵害他人权益。周某若真为儿子着想，更应教导其“用实力赢得认可”，而非用权力制造“虚假成功”。这种“以权护短”的行为，表面是“爱”，实则是“害”——周某某或许暂时获得了荣誉，却失去了通过努力成长的机会，更可能在未来形成“权力万能”的错误认知。

作为教育者，周某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传道”即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教育者的言行是学生的“活教材”，其示范作用比课堂说教更直接、更深刻。当学生看到“领导可以用职权为私事谋利”，当“权力大于规则”的逻辑被亲身验证，他们的价值观将受到怎样的冲击？这种“以身示坏”的负面影响，远超过事件本身的传播范围。试想，今日学生被迫为领导之子投票，明日走上社会，是否会将“找关系、走后门”视为常态？教育本应培养“守规则、讲公平”的公民，周某的行为却在播撒“权力至上”的种子。

四、治理之思：如何筑牢权力与公序的边界

周某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教师让学生为私人事务服务”“校领导利用职权谋私”等新闻时有耳闻。要杜绝此类现象，需从制度、监督、教育三方面筑牢防线。

其一，完善权力约束的制度“笼子”。学校需明确领导职权的边界，建立“权力负面清单”，严禁将职务便利用于私人事务。例如，可规定“任何与教学、管理无关的个人需求，不得通过学校行政渠道传达或执行”，并将此类行为纳入师德考核“一票否决”项。同时，细化违规处理标准，让“越界者”付出明确代价，而非仅靠“事后免职”的单一处罚。

其二，构建多元监督的“防护网”。内部监督方面，可设立教师、学生、家长代表组成的“权力监督委员会”，定期审查班级群通知、行政指令的合规性；外部监督方面，畅通网络举报渠道，对涉及权力滥用的线索快速核查、公开结果。此次事件中，学生通过网络曝光推动处理，正是外部监督的有效体现，需进一步鼓励和保护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

其三，强化职业道德的“根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