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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虐童视频多到要用硬盘存

一、事件还原：从淤青到硬盘里的”虐童影像库”

2025年12月9日，辽宁盘锦”幼儿园15天虐童上千次”案在大洼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当法庭播放的监控视频在旁听席掀起惊涛时，这场持续半年的噩梦终于被推至公众视野——而这场噩梦的起点，不过是一个3岁女童身上的几块淤青。

时间回溯到2024年10月，孟先生的女儿刚进入盘山县鹏程幼儿园就读。家长很快发现孩子身上频繁出现不明淤青，园方却以”玩耍磕碰”敷衍应对。2025年3月21日，母亲李女士查看监控时，画面里的场景彻底击碎了他们的侥幸：女儿被老师拽到教室角落，推头撞墙、掌掴脸颊的动作反复出现。更令人窒息的是，当家长要求调取更早监控时，一座”虐童冰山”赫然显现——从3月3日至21日的15天里，包括园长、教师、厨师在内的10名工作人员，对多名幼儿实施了扇耳光、推搡拖拽、用鞋子砸击、身体”坐骑”幼童、喂”口水饭”（教师先食用再喂孩子）等虐待行为，累计次数近千次。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仅凭手机存储已远远不够，家长不得不动用移动硬盘留存证据。

医学诊断进一步撕开了虐待的残酷后果：盘锦市中心医院CT显示女童”头皮挫伤”，北京儿童医院确诊其”精神行为异常”并患有精神障碍。这个本应在幼儿园学习唱儿歌、搭积木的孩子，却因成人的恶意，在人生初始阶段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

二、集体作恶背后的监管失位之痛

当”10人参与”“15天千次虐待”的数字被披露时，公众的愤怒已超越对个案的谴责，指向更深层的制度漏洞。这起案件绝非偶然的”个别教师失德”，而是一场有组织、长期化的”集体作恶”。

首先是幼儿园内部管理的彻底失序。涉事的鹏程幼儿园作为民办机构，本应建立严格的教职工考核和日常监管机制。但从监控内容看，园长参与虐待、厨师实施暴力、教师集体施暴，显示园方不仅未履行基本的管理职责，反而成为恶行的”庇护所”。更讽刺的是，当家长最初反映孩子身上有淤青时，园方选择用”玩耍磕碰”掩盖真相，这种主动的”捂盖子”行为，将幼儿园从”儿童守护所”异化为”伤害共犯”。

其次是监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形同虚设。从2024年10月家长首次发现异常，到2025年3月通过监控曝光，期间长达半年时间，教育、民政、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常规检查竟未发现任何端倪。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安全防护、教职工资质等进行定期检查，但在这起案件中，10名工作人员长期施暴未被察觉，暴露出监管部门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看台账不看现场”的形式主义问题。

再者是监控留存与审查机制的严重缺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幼儿园应当安装符合标准的监控设备，并保存至少30日的监控录像。但在本案中，家长是通过自行调取监控才发现虐待行为，而非监管部门主动检查监控记录。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幼儿园未按规定主动向家长开放监控查询渠道；二是监管部门未建立”定期抽查监控”的强制机制，导致监控设备沦为”事后取证工具”，而非”事前预防屏障”。

三、法律追责与制度补漏的双重期待

截至2025年12月一审开庭，检察机关仅对教师张某以”虐待被看护人罪”提起公诉，而参与虐待的其余9名工作人员尚未被明确追责。这一现状引发公众对”追责范围”的质疑：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虐待被看护人罪的主体是”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园长、厨师等参与虐待的工作人员显然符合这一主体要件。若仅追究直接施暴教师的责任，而对其他参与人员从轻处理甚至免责，不仅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更会纵容类似”集体作恶”行为。

法律的威慑力不仅在于事后严惩，更在于事前预防。本案中，涉事幼儿园虽在5月被关停、法人被永久禁入民办教育领域，但这些处理更多是”事后补救”。要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事件，必须构建”全链条”的防护体系：

其一，建立”强制联网+实时监管”的监控机制。要求所有幼儿园监控设备接入教育部门监管平台，监管人员可随机调取实时画面；同时设置家长查询端口，家长可通过实名认证查看孩子所在班级的监控录像，形成”政府+家长”的双重监督。

其二，完善幼师准入与考核制度。除传统的教师资格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外，需增加心理测评、师德审查等环节；建立”黑名单”共享机制，将存在虐待行为的教职工永久禁止从事教育行业，避免”换个地方继续作恶”。

其三，畅通儿童伤害举报渠道。在幼儿园显著位置张贴匿名举报电话，教育部门设立”儿童保护专员”，接到举报后24小时内介入调查；对隐瞒不报、包庇施暴者的园方管理人员，追究连带责任。

其四，强化民事赔偿与刑事追责的衔接。对于造成儿童身体或精神损害的虐待行为，除追究刑事责任外，应支持家长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赔偿范围包含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提高施暴者的违法成本。

四、守护童年：从个案到系统的救赎

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当”幼儿园虐童视频多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