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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丝绸之路货币流通的考古证据

引言

陆上丝绸之路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不仅是商品贸易的走廊，更是文化、技术与制度交流的桥梁。货币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媒介，其流通轨迹直接反映了沿线区域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互动。近百年来，随着新疆、甘肃、陕西及中亚、西亚等地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不同文明体系的货币被陆续发现。这些埋藏于地层中的“金属密码”，以实物形态记录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民族间的经济往来，为我们还原古代贸易网络、解读跨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证据。本文将通过梳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的货币考古发现，系统呈现陆上丝绸之路货币流通的真实图景。

一、不同历史阶段的货币类型与特征

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贯穿汉唐至宋元，但货币流通的形态随时代变迁呈现显著差异。从早期中原王朝货币的单向输出，到多元货币体系的共生共存，货币类型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更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深化。

（一）汉至魏晋：中原货币的西传与初步融合

汉代是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贸易与民间往来日益频繁。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汉五铢钱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原货币。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故地），以及甘肃敦煌汉代边塞遗址中，均出土了大量西汉至东汉的五铢钱。例如，某考古队在尼雅遗址的一处居址堆积中，一次便清理出200余枚保存完好的五铢钱，钱文清晰，钱径约2.5厘米，铸造工艺统一，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官铸五铢特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已出现中原货币与本地货币的初步融合。在新疆库车（汉代龟兹国）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一种“汉龟二体钱”，正面为汉文“五铢”，背面为龟兹文及龟兹王像。这种货币既保留了中原货币的重量标准与文字体系，又融入了本地的文化符号，是早期丝绸之路货币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但丝绸之路的贸易并未中断。这一阶段的货币考古发现呈现两大特点：其一，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的“剪轮五铢”“綖环五铢”在河西走廊大量出土，反映了战乱导致的货币减重现象；其二，来自西方的贵金属货币开始进入中国西北。例如，在甘肃武威的一座魏晋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3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虽因磨损严重难以辨识具体王号，但银币上的拜火教祭坛图案与萨珊王室徽章清晰可辨，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波斯银币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据之一。

（二）隋唐：多元货币体系的共生与鼎盛

隋唐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鼎盛阶段，长安、洛阳作为国际都会，吸引了粟特、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聚居。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呈现“中原货币为主、外来货币并存”的特征，考古发现的货币种类与数量均远超前代。

中原货币以“开元通宝”为核心。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唐代墓葬中，多次出土成串的开元通宝，部分钱币上带有“背月纹”“背星纹”等特殊标记，与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开元通宝形制一致，说明中央铸币体系对西域的有效覆盖。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的市肆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专门用于货币兑换的“柜坊”遗迹，出土的记账木简中记载了“铜钱换银钱”“银钱换金币”的交易记录，印证了唐代文献中“飞钱”“柜坊”等金融机构的存在。

外来货币方面，波斯萨珊银币与东罗马金币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仅新疆境内出土的萨珊银币就超过1000枚，主要集中在库车、和田、吐鲁番等地。其中，吐鲁番出土的一枚库思老二世（590-628年在位）银币，背面铸有“月神”与“祆教祭司”图案，边缘刻有粟特文铭文“此币来自撒马尔罕”，直接关联了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东罗马金币的发现则更具标志性，陕西西安隋代李静训墓、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均出土过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金币，金币正面为皇帝戴冠持盾像，背面为胜利女神像，铸造工艺精湛，应为官方贸易或使节馈赠的遗物。

（三）宋元：纸币兴起与金属货币的延续

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因西夏崛起、蒙古西征等事件有所波动，但货币流通仍保持活力。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中，除了传统金属货币外，纸币的出现成为重要亮点。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宋代“交子”“会子”的实物，但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北宋“盐引”（一种类似纸币的官方凭证）与新疆黑城遗址（西夏至元代）出土的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为研究纸币在丝绸之路的流通提供了关键线索。

金属货币方面，宋代铜钱仍是主流。在宁夏银川西夏陵区的陪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北宋“元丰通宝”“崇宁通宝”，与中原地区同期钱币完全一致；而在新疆伊犁的元代古城遗址中，既有蒙古汗国时期的“大朝通宝”银钱，也有波斯伊利汗国铸造的“旭烈兀汗金币”，反映了多元政权下的货币共存。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开始出现“伊斯兰化”特征，如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出土的察合台汗国银币，正面为阿拉伯文“除安拉外无真神”，背面为察合台汗王名字，标志着伊斯兰文化对丝绸之路货币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