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奠基——基于兰克《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序言.docxVIP

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奠基——基于兰克《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序言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奠基过程，并将其焦点严格限定于利奥波德·冯·兰克1824年出版的《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序言。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思想界，面临着启蒙运动的抽象理性主义与黑格尔式思辨哲学的双重压力，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地位尚未确立。兰克此篇序言的发表，被视为这一“科学化”进程的“方法论宪章”。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是，兰克在序言中提出的著名格言，即历史学的任务“只想揭示‘究竟发生了什么’”（wieeseigentlichgewesen），绝非后世批评者所误读的“朴素实在论”或“实证主义”宣言。本文采用阐释学的文本分析与思想史情境化相结合的方法，将此序言置于其“问题空间”中进行精读。研究发现，该序言通过“否定性”与“肯定性”的双重论证，完成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其“否定性”在于，它明确拒斥了历史学“审判过去”的道德功能和“教化当下”的实用功能，从而将历史学从哲学和政治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其“肯定性”在于，它为历史学确立了新的“认识论”目标（即理解过去的“本质”而非“事实”堆砌）和“实践”路径（即隐含的、对档案和原始史料的“批判性”考辨）。结论认为，兰克这篇序言的真正贡献，在于它通过“自我设限”（即历史学家“只想展示”）而划定了学科的“专业边界”，并以内在的方式，将“客观性”从一种“形而上学”的宣称转化为一种“方法论的伦Z理”与“职业实践”，从而为现代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石。

关键词

兰克；历史主义；方法论；如实直书；史料批判

二、引言

十九世纪初期的德意志思想版图，是在法兰西大革命的冲击波与拿破仑战争的废墟上展开的。这是一个“历史感”空前觉醒的时代，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形态，却仍在襁褓之中，挣扎于两种强大思想“暴政”的夹缝之间。其一，是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抽象理性主义”。这种观念倾向于用一种“普世的”、“非历史的”人性标准来衡量一切时代，其结果往往是将启蒙者自身视为人类理性的顶峰，而将（例如）中世纪视为“野蛮”与“迷信”的“黑暗时代”。在这种视角下，历史学的任务是“审判过去”，是筛选出可供当下“借鉴”的“道德教训”，历史沦为了“道德哲学”的案例库。其二，是当时在德意志本土如日中天的“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在黑格尔宏大的叙事中，“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与自我认识的“逻辑”过程，各个民族与个体只是这“世界精神”实现其“理性诡计”的工具。在这种视角下，历史学的任务是“印证”哲学的“先验”图式，历史沦为了“形而上学”的注脚。

无论是启蒙运动的“道德审判”，还是思辨哲学的“逻辑推演”，它们都“利用”了历史，却“遮蔽”了历史本身。它们都倾向于“从外部”强加给历史一个“目的”或“标准”，而忽视了历史事件与个体生命的“内在价值”与“独特性”。正是在这一“历史学寻求自律”的“危机时刻”，利奥波德·冯·兰克，这位日后被尊为“现代史学之父”的年轻学者，于1824年出版了他的开山之作《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这部著作本身是对近代欧洲早期“大国”体系形成的精湛分析，但真正使其名垂青史、并被视为一个“时代宣言”的，是其不足两页的“序言”。

在这篇序言中，兰克写下了一段在后世被无限引用、也饱受争议的文字。他首先“拒绝”了历史学的传统任务：“历史学被赋予了审判过去、教化当下的使命，以服务于未来：本项尝试并不奢望如此崇高的使命”。紧接着，他提出了自己“谦卑”的纲领：“它只想揭示‘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句“只想揭示‘究竟发生了什么’”（Erwillbloszeigen,wieeseigentlichgewesen）的德文格言，成为了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乃至整个现代“科学”史学的“图腾”。然而，围绕这句格言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现代史学史。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兰克1824年的这篇序言，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问题空间”中，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奠定其“方法论”基础的？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具体的子问题：第一，当兰克宣称历史学“不想审判”和“不想教化”时，他所“拒斥”的“敌人”具体是谁？这种“否定性”的划界，如何为历史学的“自律”打开了空间？第二，当兰克宣称历史学“只想展示”时，其“展示”（zeigen）的认识论内涵是什么？它与“究竟/本质上”（eigentlich）一词的结合，如何使其超越了“朴素的”事实罗列？第三，这篇序言“文本”与其“附录”（即著名的《对近代史学家的批判》）之间存在何种“方法论”的内在关联？换言之，序言所宣称的“目标”，是如何通过附录所展示的“实践”（即史料批判）来“实现”的？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