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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伦理视角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边界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二零一八年爆发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仅是全球科学界的重大丑闻，更对人类社会既有的法律框架与伦理共识构成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挑战。本文旨在从法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视角，对该事件所暴露出的法律责任真空与深层道德边界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审视与反思。本研究采用规范分析与伦理学论证相结合的方法，以贺建奎事件为核心案例，深入剖析其行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的定性困境，并系统性地阐发其所僭越的多重核心道德边界。研究发现，该事件的法律处理最终诉诸于非法行医罪，虽实现了惩罚效果，却未能充分回应其行为对人类基因池的潜在风险与对基本生命伦理的根本性冒犯，暴露了我国在生命科技前沿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在道德层面，该事件粗暴地践踏了以人的尊严为基石的“不得工具化”原则，模糊了治疗与增强之间至关重要的界限，并对后代的福祉与整个人类的未来构成了潜在的、不可逆的代际伦理风险。本文认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由个体科研野心驱动，在法律缺位与伦理监管失效的共同作用下，所导致的严重法伦理失范行为。面对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必须超越被动应对的模式，建构一个以人的尊严为最高原则，融贯法律强制性规范、伦理前瞻性指引与社会公众参与的、多层次、动态的综合性治理体系。

关键词：

基因编辑，法伦理学，法律责任，道德边界，贺建奎事件

二、引言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公开宣布，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已在中国诞生。这一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剧烈的伦理地震与科学界的普遍谴责。贺氏团队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的CCR5基因进行了修改，并使其发育为婴儿分娩，其宣称的目的在于使新生儿获得对艾滋病的天然免疫力。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人类首次主动地、以可遗传的方式，对自身的种系基因进行了干预。它将一个以往仅存在于科幻小说与哲学思辨中的场景——设计婴儿，骤然推向了残酷的现实。

该事件的现实意义与深刻性在于，它并非一次单纯的技术突破或学术不端，而是一次对人之为人的根本定义、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终极叩问。它迫使我们直面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极其棘手的法伦理难题。在法律层面，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应如何回应这种足以改变人类遗传密码的颠覆性技术？当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法条可以直接规制此种行为时，司法系统应如何作为？对行为人的惩处，仅仅是基于其违反医疗管理秩序，还是应基于其对人类公共安全与遗传伦理的危害？在伦理层面，我们是否有权为了预防某种疾病，而去改造一个未来世代的基因？治疗与增强之间的界限应如何划分？谁有权为尚不存在的后代，作出这种不可逆转的、风险未知的“基因判决”？人的尊严在生物技术时代，应如何被理解与捍卫？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法律与伦理学理论的内部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如何为新兴生物技术划定安全与发展的边界，如何在拥抱科技进步的同时，守护住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当前对贺建奎事件的讨论，多集中于科学界对其技术操作的批判、媒体对其个人行为的谴责，以及法律界对其最终判决的评析。然而，将法律责任的追究与深层道德边界的探讨进行系统性整合，从法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宏观视野，来构建一个关于此事件的完整解释框架的研究，尚不多见。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法伦理学的整合视角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具体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挑战时的哪些结构性缺陷？该事件在本质上僭越了哪些关乎人类共同体的根本性道德边界？基于对法律责任与道德边界的双重反思，我们应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健全、更具前瞻性的治理框架，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生物技术伦理挑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性回答，深化对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学理认知，并为未来中国的生命伦理立法与科技治理提供理论上的镜鉴与参考。

三、文献综述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爆发，迅速催生了大量的学术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分布在法学、伦理学、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等领域。为了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有必要对这些跨学科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批判性的评估。

在法学领域，国内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核心议题展开。其一，是对贺建奎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责任追究。由于事件发生时，我国刑法中并无直接针对人类基因编辑的罪名，因此，学者们围绕其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司法机关以非法行医罪对其定罪量刑，这一判决引发了法学界的广泛讨论。多数学者认为，虽然非法行医罪的适用实现了对行为人的惩罚，但这是一种“降维打击”，未能充分体现其行为的独特性与危害的严重性，属于典型的“旧法条应对新问题”的无奈之举。这充分暴露了我国在生命科技领域刑事立法的空白。其二，是关于未来的立法展望。事件之后，学者们积极呼吁应尽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