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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治理视角看“地摊经济”政策的象征政治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近年来，中国的“地摊经济”政策，经历了从被严格限制到被阶段性鼓励、再到被重新规制的剧烈摇摆，成为城市治理领域一个备受瞩目且充满争议的议题。这一政策的反复，其背后所蕴含的，远不止于经济层面的考量。本文旨在从空间治理的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地摊经济”政策波动背后所展演的深刻的“象征政治”。本研究主要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与政策文本研究的方法，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詹姆斯·斯科特的“国家视角”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对不同时期官方政策文本、主流媒体论述及公共话语，进行系统性解码。研究发现，“地摊经济”政策的本质，并非单纯的经济调节工具，而是一个反映国家治理逻辑与优先序变化的“政治晴雨表”。其政策的“放”与“收”，深刻地体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城市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持续博弈。当政策“放松”时，其象征政治在于展演一种“以民为本”的温情治理姿态，将城市公共空间定义为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民生载体，以应对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巩固执政合法性。而当政策“收紧”时，其象征政治则转向彰显一种追求“秩序与文明”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将公共空间定义为需要被净化、被规训的“可读性”景观，以服务于“文明城市”评选等更高层级的政治议程。本文认为，城市街道这一物理空间，在“地摊经济”的政策博弈中，被高度符号化，成为了一个展演国家权力“温情”或“威严”的象征性舞台。这种象征性意义的生产，往往压倒了政策的实际经济效用，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层张力。

关键词：

地摊经济，空间治理，象征政治，城市权利，政策摇摆

二、引言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景观中，街头地摊，这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非正式经济形态，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和被争议的地位。它既是无数底层民众赖以为生的重要渠道，构成了城市“人间烟火气”的生动来源；又常被视为城市“脏乱差”的代名词，成为以“城管”为代表的城市治理体系，长期以来重点规制与清理的对象。地摊的存废，始终是衡量一个城市治理理念与包容度的微妙标尺。

近年来，围绕“地摊经济”的官方政策，更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戏剧性的“钟摆式”摇摆，使其从一个日常的治理议题，骤然上升为一个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公共政策焦点。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为了应对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高层一度释放出鼓励“地摊经济”的积极信号，将其视为“中国生机”的体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烟火气”回归的欢呼声与对城市管理松绑的期待，弥漫于公共舆论场。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一些中心城市明确表态，认为地摊经济不符合其“定位”，加之对市容环境与交通秩序的担忧再起，政策风向迅速逆转，新一轮的清理与规制，又在各地展开。

这种剧烈的、短周期内的政策反复，其背后所蕴含的逻辑，绝非“促进就业”与“维护市容”这两种看似简单的、技术性的目标权衡，所能完全解释。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关乎城市空间政治的根本性问题。为何一个看似微观的经济活动，会引发如此高级别的政治关注与如此剧烈的政策波动？城市公共空间，特别是街道，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承载经济活动的物理容器，还是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不同治理逻辑相互角力的“政治舞台”？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空间治理的理论视角审视，“地摊经济”政策的剧烈摇摆，其背后所展演的“象征政治”内涵究竟是什么？“允许摆摊”与“禁止摆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空间治理行为，分别向社会传递了何种关于国家能力、治理理念与政民关系的政治信号？最终，这种将城市空间高度“符号化”的治理模式，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中，何种内在的、结构性的矛盾与张力？本研究旨在运用空间社会学的批判性理论工具，对这一复杂的政策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机制性的解码。

三、文献综述

围绕“地摊经济”及其相关议题的研究，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与公共管理学等领域，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大致归纳为关于非正式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研究、城市治理与公共空间管理研究，以及作为本研究核心理论基础的空间政治与象征政治理论三个主要脉络。

在关于非正式经济的社会经济功能研究层面，学者们早已充分论证了其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普遍指出，以地摊为代表的非正式经济，具有吸纳大量劳动力、降低创业门槛、满足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增加城市经济多样性等多重积极功能。在中国情境下，大量的研究，聚焦于摊贩群体的生存策略、其与城市管理者的互动关系，以及其在社区网络与地方文化传承中的作用。这些研究的巨大贡献在于，它们为我们深刻理解“地摊经济”的“实然”价值与运作逻辑，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并为政策制定中，应“疏”而非“堵”的普遍呼声，提供了学理支持。然而，这些研究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