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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汇的“计量方法”（生物量法、涡度相关法）

引言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地球碳循环的关键环节。它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碳，这种“碳汇”能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维持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要科学评估森林碳汇的实际贡献，精准计量是基础——小到一片人工林的固碳效率，大到国家层面的碳清单编制，都依赖于可靠的计量方法。当前，生物量法与涡度相关法是应用最广泛的两类技术，前者侧重“静态碳储量”的核算，后者聚焦“动态碳通量”的监测，二者从不同维度共同构建起森林碳汇的计量体系。本文将围绕这两种方法的原理、操作流程、优缺点及应用场景展开详细探讨，以期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生物量法：从样地到区域的碳储量核算

生物量法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测量森林生态系统中各组分（如乔木、灌木、草本、枯落物、土壤等）的生物量，结合碳含量系数（通常取0.5，即生物量的一半为碳储量）计算碳汇量的方法。其核心逻辑是“生物量→碳储量”的转化，适用于评估森林在某一时刻的碳库规模，是森林资源清查、碳汇项目开发中最常用的基础方法。

（一）样地调查法：小尺度精准测量的“基石”

样地调查法是生物量法中最传统、最直接的手段，其操作流程严格遵循“抽样-测量-推算”的逻辑。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在目标林区内按照一定规则（如随机抽样、分层抽样）设置若干个典型样地（通常为20米×20米的乔木样方，5米×5米的灌木样方，1米×1米的草本样方），样地数量需根据林区面积和异质性调整，一般每百公顷设置3-5个样地以保证代表性。

在样地内，测量对象主要包括乔木的胸径（距地面1.3米处的树干直径）、树高、冠幅，灌木和草本的盖度、高度、密度等参数。对于乔木，通常采用胸径尺测量胸径，用测高仪或激光测距仪测量树高；对于灌木和草本，则通过样方内全株收割或称重法获取鲜重，再通过烘干法计算干重（鲜重×含水率系数）。值得注意的是，枯落物和土壤有机碳的测量同样关键——枯落物需在样方内收集并称重，土壤则需按不同深度（如0-20厘米、20-50厘米）分层取样，通过实验室分析测定有机碳含量。

样地调查法的优势在于数据准确性高，直接反映样地内各组分的实际生物量，尤其适合小面积人工林或森林类型单一的天然林。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方面，样地数量和分布直接影响结果的代表性，若林区地形复杂、树种多样，需增加样地数量，导致人力、时间成本剧增；另一方面，破坏性测量（如收割草本、采集土壤）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干扰，不适用于保护区等敏感区域。

（二）异速生长方程法：从个体到群落的“数学桥梁”

为解决样地调查法在大规模应用中的效率问题，异速生长方程法应运而生。该方法基于“植物器官生长的异速关系”，即植物某一易测参数（如胸径、树高）与整体生物量之间存在可拟合的数学关系。例如，针对某一树种，通过收集大量样本（通常需要30-50株不同大小的树木），测量其胸径（D）、树高（H）和全株生物量（B），利用统计方法拟合出方程（如B=a×D?或B=a×D2H?，其中a、b为经验系数），从而实现“测胸径/树高→算生物量”的快速转化。

异速生长方程的建立需要大量基础数据支撑，且具有较强的地域和树种特异性。例如，同一树种在不同气候区（如热带与温带）的生长规律不同，方程系数可能差异显著；混交林中若包含多个树种，则需为每个优势树种单独建立方程。实际应用中，研究者常参考已有的区域或国家尺度方程库（如《中国森林生物量参数方程》），但需注意验证其适用性——若目标林区与方程来源地的立地条件差异较大，直接套用可能导致误差。

相较于样地调查法，异速生长方程法的优势在于效率大幅提升：只需测量胸径和树高，即可快速推算单株及林分生物量，尤其适合大面积天然林或人工林的碳储量估算。但该方法依赖方程的准确性，若方程拟合误差大或未考虑树种差异，可能导致结果偏差；此外，对于灌木、草本等非乔木组分，仍需结合样方调查法补充测量。

（三）遥感反演法：从局部到全域的“空间扩展”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生物量法逐渐从地面测量向“空天地”协同观测升级。遥感反演法通过卫星或无人机获取森林的光谱、雷达等数据，结合地面样地测量的生物量数据，建立“遥感参数-生物量”的回归模型，从而实现大范围森林生物量的快速反演。常用的遥感数据源包括光学遥感（如Landsat、Sentinel-2）、雷达遥感（如Sentinel-1、ALOSPALSAR）和激光雷达（LiDAR）。

光学遥感主要利用植被指数（如NDVI、EVI）反映植被覆盖度和生长状况，适用于估算中低生物量区域的碳储量，但在高生物量区域（如热带雨林）易饱和，导致精度下降。雷达遥感（尤其是合成孔径雷达）可穿透云层，且对植被冠层和树干结构敏感，能有效弥补光学遥感的不足；激光雷达则通过发射激光脉冲测量树高和冠层结构，直接关联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