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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社会学视角看“全职儿女”现象中的隐性劳动政治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近年来，“全职儿女”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它，通常，被理解为青年，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一种暂时性的、回归家庭的职业选择。然而，在这一看似中性的、代际互惠的安排背后，隐藏着一套深刻的、被性别规范所塑造的隐性劳动政治。本文旨在从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全职儿女”现象中，隐性劳动的性别化分工、价值协商与权力关系，进行一次深入的、系统的剖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扎根于解释主义范式的网络民族志方法，通过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全-职儿女”的自述、日常实践分享与社群互动话语，进行长期的沉浸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全职儿女”的实践，远非一种去性别化的职业角色，而是，在家庭这一私领域内，对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一次深刻的“再生产”与“再协商”。其核心的隐性劳动政治，主要通过三个相互交织的机制得以体现：其一，是通过“家务劳动的性别化分配”，即“全职女儿”，普遍，承担了更为繁琐、日常化的再生产劳动，而“全职儿子”，则更多地，承担偶发性的、技术性的或体力性的任务；其二，是通过“情感劳动的女性化指派”，即将维系家庭情感氛围、管理父母情绪、提供心理慰藉等，高度消耗性的情感劳动，不成比例地，指派给女儿，并将其，视为一种“天然”的女性义务；其三，是通过“劳动价值的差异化建构”，即女儿的隐性劳动，更容易，被视为一种“报恩”式的、难以量化的情感回馈，而儿子的付出，则更容易，被建构为一种，具有未来回报期望的“人力资本”投资。本文认为，“全职儿女”现象，深刻地，揭示了在现代性的表象之下，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家庭内部的隐性劳动安排，而得以维系、并塑造新一代青年，其生存策略与身份认同的。

关键词：

全职儿女，性别社会学，隐性劳动，情感劳动，家庭政治

二、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青年生存境遇，与代际关系模式，都经历着深刻重塑的时代。一方面，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当代中国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与职业不确定性，“内卷”、“躺平”等网络热词，精准地，捕捉了这一群体，普遍的集体焦虑。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家庭，作为传统的养老与情感支持单位，其功能与需求，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是在这两个宏大社会背景的交汇点上，一种被命名为“全职儿女”的新型生活与工作模式，悄然兴起。

“全职儿女”，指的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在结束学业后，并未，进入传统的雇佣劳动市场，而是，选择回归原生家庭，以陪伴父母、分担家务、提供情绪价值等方式，“受雇”于父母，并由父母，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在主流的媒体报道与公众讨论中，这一现象，往往，被置于一种经济理性或代际温情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它，被视为一种，在“就业难”背景下的“权宜之计”，一种青年，用“时间”换取“空间”的生存策略；或者，被美化为一种，新时代的“反哺”，一种代际之间，双向奔赴的、和谐的家庭新篇章。

然而，在这些看似中性或温情的叙事之下，一个至关重要，却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的分析维度，便是“性别”。回归家庭，从事一种以“家务”与“陪伴”为核心内容的“工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充满了深刻的性别社会学意涵。因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家庭，这一“私领域”，始终，是性别分工与权力关系，被建构与再生产的核心场域。那么，当“全职儿女”，这一看似，对“儿子”与“女儿”一视同仁的称谓，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的家庭实践中时，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内容、劳动强度、劳动价值，以及他们，在这份“工作”中所获得的权力与期望，是否，真的，是相同的？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性别社会学的批判性视角审视，在“全职儿女”这一新兴的社会现象中，那套隐藏在“家庭温情”面纱之下的、“隐性劳动”的分配、评价与协商的政治，究竟是如何，被性别规范，所深刻地，塑造与制约的？在这套“家庭政治”中，“全职女儿”与“全职儿子”，他们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呈现出何种系统性的差异？特别是，那些，难以被量化的“情感劳动”，是如何，被不成比例地，指派给女性，并被“去劳动化”的？这一整套隐性的劳动安排，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未来的发展路径，乃至其，对自我的性别认同？

三、文献综述

围绕青年就业、代际关系与家庭劳动的研究，在社会学、经济学、性别研究等领域，早已构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学术积累。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大致归纳为作为本研究社会背景的青年就业与代际互动研究、作为本研究核心理论武器的女性主义隐性劳动理论，以及作为本研究直接对话对象的中国家庭变迁与性别关系研究三个主要脉络。

在青年就业与代际互动研究层面，这是我们理解“全职儿女”现象宏观成因的基础。大量的研究，已经，从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