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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申报标准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境并购已成为企业拓展市场、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然而，大规模的并购可能导致市场集中度提升，甚至形成垄断，影响公平竞争环境。为平衡企业发展需求与市场竞争秩序，各国普遍建立了反垄断审查制度，其中“申报标准”是启动审查程序的核心门槛——只有达到特定标准的并购交易，才需要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交申报并接受审查。本文将围绕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申报标准展开系统论述，从法律基础、核心标准到实践难点逐一解析，帮助市场主体更清晰地理解规则边界，提升合规意识。

一、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法律基础

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并非“无本之木”，其申报标准的设定与执行需依托明确的法律框架。这一框架既包括各国（地区）的国内立法，也涉及国际层面的规则协调，二者共同构成了申报标准的合法性来源与操作依据。

（一）国内法律体系是申报标准的核心依据

各国（地区）基于维护本国市场竞争秩序的目标，通过专门立法明确了反垄断审查的基本规则。以我国为例，《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这为申报义务的设定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在此基础上，《经营者集中审查暂行规定》等配套法规进一步细化了申报标准的具体内容，例如对“营业额”的计算范围、“控制权”的认定方式等作出详细规定。类似地，欧盟通过《合并控制条例》（ECMR）、美国通过《克莱顿法》及《横向合并指南》等法律文件，也建立了符合自身市场特点的申报标准体系。这些国内法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清晰的规则界定“哪些并购需要申报”，既避免过度干预市场，又防止垄断风险被忽视。

（二）国际规则协调应对跨境并购的特殊性

跨境并购涉及多个法域的市场，单一国家的法律难以全面覆盖所有影响。因此，国际层面的规则协调成为补充。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推荐意见》，为成员国设定了并购审查的最低标准框架；国际竞争网络（ICN）则通过成员间的经验交流，推动申报标准的趋同化。此外，部分国家还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例如欧盟与美国的《反垄断合作协定》，要求双方在审查可能影响对方市场的并购交易时相互通报。这些国际协调机制的存在，既减少了企业因不同法域标准差异而产生的合规成本，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估跨境并购的竞争影响。

二、跨境并购反垄断审查的核心申报标准

申报标准是判断并购是否需要启动审查的“标尺”，其设计需兼顾“覆盖面”与“精准度”——既要覆盖可能产生竞争风险的交易，又要避免对微小交易过度干预。从全球主要法域的实践看，核心申报标准主要包括营业额标准、市场份额标准与控制权标准三类，三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的判断体系。

（一）营业额标准：最基础的量化门槛

营业额标准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申报标准，其逻辑在于：企业的营业额越大，并购后对市场竞争的潜在影响可能越大。以我国为例，现行申报标准要求“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或“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关键要素：

第一是“全球营业额与境内营业额的双重要求”。要求全球营业额合计达标，是为了覆盖可能对国际市场产生影响的大型并购；要求至少两个经营者境内营业额达标，则聚焦于对中国市场的直接影响。例如，一家美国企业与一家中国企业的并购，若美国企业全球营业额很高但在中国境内营业额不足4亿元，而中国企业境内营业额达标，此时可能不触发我国申报义务，因为未满足“至少两个经营者境内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的条件。

第二是“营业额的计算范围”。这里的“营业额”并非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全部收入，而是与“相关市场”直接相关的收入。例如，一家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其房地产板块的收入与所并购的医药企业无关，则不计入本次并购的营业额计算。此外，关联企业的营业额需合并计算——若A公司持有B公司50%股权，二者构成关联关系，则A与C的并购需将B的营业额一并计入，防止企业通过拆分关联主体规避申报。

第三是“地域范围的界定”。境内营业额指经营者在中国境内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出口到中国境外的收入不计入；境外经营者若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开展经营，其分支机构的营业额需计入境内营业额。这一规定确保了对中国市场实际影响的精准评估。

（二）市场份额标准：对特定市场竞争结构的补充

尽管营业额标准能筛选出规模较大的并购，但某些情况下，企业营业额可能不高，但并购后在特定细分市场的份额过高，仍可能产生垄断风险。因此，部分法域引入了市场份额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