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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年度工作总结

过去一年，我把自己像一枚听诊器一样贴在医院的胸口，从早七点到晚十点，捕捉每一次心跳的异常与正常。年初的寒潮让急诊走廊的温度降到零下，我蹲在平车上给一位呼吸衰竭的老人做气管插管，镜片被雾气糊成毛玻璃，全凭手感把导管送进声门；那一刻，我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和监护仪的滴答重叠，像两支节拍器在合奏。插管成功，血氧从62%升到94%，我抬头看见窗外飘雪，雪片落在玻璃上又瞬间融化，像极了我刚冒出的白气。那天我写了第一篇“插管日记”，后来它变成厚厚一本，记录每一次气道开放的细节：患者年龄、Mallampati分级、喉镜角度、一次成功率、是否使用管芯、并发症、苏醒时间、家属第一句话。年底统计，全年完成紧急气道管理217例，一次成功率96.3%，声带损伤2例，均在一周内恢复；数字冰冷，却让我看见技术被时间打磨后的微光。

三月，病房收治一名十二岁男孩，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第二次复发，外院已经放弃。孩子父亲把最后一根稻草压在我们身上，眼神像拉满的弓弦。我牵头组织血液科、放疗科、药学部、心理科、营养科五方会诊，把治疗方案拆成甘特图：化疗剂量、鞘注时间、止吐阶梯、真菌预防、血象拐点、心理干预节点、热量摄入曲线。每天早交班后，我蹲在他床边用iPad给他看自己的骨髓细胞，教他辨认原始细胞与成熟粒细胞，像辨认游戏里的反派与英雄。孩子后来给我画了一张“细胞作战地图”，红笔圈出“白血病怪兽”，绿笔标注“Dr.李的化疗大炮”。第四疗程结束，骨髓流式残留病灶降到0.01%，孩子父亲在电梯口突然抱住我，眼泪顺着我的领口往下流，滚烫得像化疗药外渗时的皮肤。那一刻我明白，指南与循证之外，还有一条暗河叫“被需要”，它让医生在深夜的走廊里继续奔走。

六月，我申请做住院总医师，签下“24小时×365天”的卖身契。第一天值班就遇到群体伤，七辆救护车同时刹停，车门像弹开的罐头，血腥味扑面而来。我把自己拆成三份：一份在抢救室给多发伤青年做FAST超声，一份在留观室给气胸老太太置管，一份在电话里给下面县医院讲溶栓禁忌。凌晨三点，警报解除，我靠在走廊墙上喝一口冷掉的豆浆，豆浆里混着碘伏味，居然不觉得难喝。当住院总的半年里，我走过医院每一寸地板，算出电梯从一楼到十四楼平均需28秒，抢救室红门开关寿命大概两千次，值班室床垫塌陷角度11度；也在这些数字里看见自己：体重掉七公斤，白头发增四十三根，微信步数年均三百八十万。它们像刻度，提醒我“医生”两个字不是名词，而是持续进行的动词。

八月，科里接到国家卫健委对口帮扶任务，要去云南怒江州人民医院驻点三个月。我主动报名，把女儿送进小学一年级的当天就飞往滇西。怒江峡谷的紫外线像砂纸，把皮肤磨得生疼；更疼的是看见当地医生用5毫升注射器当胸腔闭式引流瓶，病人疼得直抠床栏。我把胸腔闭式引流规范做成漫画，用傈僳语配音，晚上在护士站放给医护看；又拆了三个过期胸腔包，把硅胶管、水封瓶、穿刺针摊在桌上，让他们轮流练手。一个月后，当地医生独立完成第一例胸腔闭式引流，患者是十九岁佤族姑娘，术后她送我一双绣花鞋垫，针脚密得像CT片上的肺纹理。我把鞋垫塞进背包，回广州后放在办公室抽屉，每当遇到难缠的胸管就摸一摸，像摸一块被峡谷风晒热的石头。

十月，医院启动“智慧病房”试点，我负责把AI辅助诊断嵌入电子病历。很多人担心机器会取代医生，我却想让它成为第二双眼睛。我们把近五年三万份肺部CT喂给算法，训练它识别早期腺癌的“毛刺+空泡”征。系统上线第一例就给我颜色看：一名五十岁女教师，CT报告“炎性结节”，AI却亮红灯，我追过去调出2018年影像对比，发现密度从-630HU升到-410HU，体积倍增时间380天，符合浸润前病变。手术后病理是微浸润腺癌，IA期，无需放化疗。女教师出院时给我送了一本《瓦尔登湖》，扉页写：“谢谢你替我守住梭罗说的‘安静绝望之外的生活’。”我把书放在值班室床头，夜班睡不着就翻两页，看见AI与医生共同写下的注脚：技术不是冰冷的，它只是等待被体温加热。

十一月，我接手医院“缓和医疗”小组。过去我们习惯把死亡看作敌人，现在要学会与它对话。第一位病人是肝癌终末期的大伯，腹水胀得像怀胎十月，痛得用额头撞床栏。我带他去做超声引导下腹腔穿刺放液，一次放三千毫升，他拉着我的手说：“医生，我肚子里终于听见风声了。”后来我们给他用吗啡PCIA，从20毫克起，按10%递增，直到疼痛降到3分以下。大伯在最后一周清醒且无痛，家人把病房布置成小型画展，挂满他年轻时画的油画：滇池的日出、插秧的农妇、背着竹篓的傣族姑娘。死亡来临那晚，月光从百叶窗切进来，像一把钝刀，把病房劈成黑白两半。我关掉监护仪，听见自己说：“您可以放心走了。”那句话像羽毛，落在大伯胸口，也落在我心上。之后我给自己开了一张处方：每天下班前用五分钟在系统里查看当日离世病人名单，点一支电子蜡烛，不为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