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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在主张管辖之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与广袤的海域，内陆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下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从古代商船到海防遗迹，从历史悠久的沉船到失落的水下古城，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与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在自然因素方面，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如海水的侵蚀、水流的冲刷、海洋生物的附着等，都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人为因素方面，非法打捞、盗掘以及海上工程建设等活动，更是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破坏。

在我国主张管辖之外的水域，同样存在着众多与我国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水下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见证了我国古代对外交流、贸易往来以及航海探索的辉煌历史，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例如，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部分海域，沉没着大量我国古代商船，船上装载的精美瓷器、丝绸等文物，不仅是我国古代高超工艺水平的体现，更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的有力见证。然而，由于这些水下文化遗产处于我国主张管辖之外的区域，在保护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法律、政治以及技术等方面的难题。

对我国主张管辖之外的水下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并探索有效的保护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文化层面来看，保护这些遗产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水下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无声诉说者，它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承脉络。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这些遗产为研究我国古代对外关系、航海技术以及贸易往来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填补了历史研究中的空白，有助于还原更加真实、全面的历史。在国际合作方面，积极参与主张管辖之外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加强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共同推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因此，深入研究我国主张管辖之外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迫在眉睫，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学者们围绕水下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价值评估等基础理论展开了深入探讨，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法律保护方面，众多学者对我国现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进行了细致梳理与分析，指出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但仍存在与国际公约衔接不畅、法律规定不够细化等问题。如在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对接上，国内法律在一些关键概念和保护措施上存在差异，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执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在技术层面，国内对于水下考古勘探、文物保护修复等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研发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水下考古技术装备，如高分辨率声呐探测系统、水下机器人等，有效提高了水下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能力。然而，针对我国主张管辖之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对相关国际公约的解读以及对国际合作模式的初步探讨上。在国际公约研究方面，虽有学者对《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等进行了剖析，但在如何具体运用这些公约来保护我国管辖外的水下文化遗产方面，缺乏深入的案例分析和实践指导。在国际合作模式探讨上，多为理论层面的分析，缺乏对实际合作中可能遇到的政治、法律、利益分配等复杂问题的深入研究。

在国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水下考古技术、文物保护修复以及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水下考古技术方面，他们运用先进的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实现了对水下文化遗产的高效勘探与精准定位。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研发出多种先进的保护材料和修复工艺，能够有效保护和修复受损的水下文物。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许多国家制定了完善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明确了水下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保护范围以及法律责任等。例如，美国通过《国家历史保护法》《沉船遗弃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全面保护。同时，国外学者在国际合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合作模式和机制，如建立跨国保护基金、开展联合考古行动、共享保护技术与经验等。但国外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涉及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利益诉求时，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避免文化冲突等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在国际合作中，由于各国对水下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导致在合作过程中容易出现分歧和矛盾。

国内外对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我国主张管辖之外水下文化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