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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生命权力视角下健康码治理的伦理正当性

摘要：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其中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治理技术，因其高效的穿透性与管控力而备受瞩目。健康码通过对个体健康风险的实时评估与动态赋权，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与抗击病毒传播的核心工具。然而，这种治理模式在彰显其效能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其伦理正当性的深刻争议。现有讨论多在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的二元框架内展开，未能深入其背后的权力运作逻辑。本文旨在运用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对健康码治理的权力形态及其伦理正当性进行哲学诊断。本研究采用理论思辨与话语分析的方法，重构福柯关于规训权力与生命政治的核心内涵。研究发现，健康码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数字化的生命权力实践。它不仅是针对个体身体的规训权力的精微化（如空间定位与行为监控），更是针对人口总体的生命政治的极致化（如风险统计、分类管理与流动调控）。其伦理正当性的根基，恰恰建立在现代生命权力的核心承诺之上，即保卫生命和促进健康。然而，福柯的视角也揭示了这一正当性背后的深刻悖论：这种以护生为名的权力，必然通过正常化的划分、精细化的监控和对危险个体的社会性隔离来实现。本文的结论是，健康码的伦理正当性，在福柯的谱系学中是同构于生命权力本身的，它是一种以科学和人道为名，实现对生命全景式管理的现代治理术。其真正的伦理风险，不在于侵犯权利，而在于它将一种非常态的、总体性的生命管控，常态化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设施。

关键词：生命权力，健康码，福柯，治理，伦理正当性

一、引言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全人类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是对全球医疗体系的严峻考验，更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催生并检验了各式各样的治理技术与权力形态。在众多抗疫策略中，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身份与风险评估系统，迅速从一种应急措施，演变为一种具有高度渗透性的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它以智能手机为载体，通过算法整合个体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核酸检测乃至疫苗接种数据，生成红、黄、绿三色动态二维码，以此作为个体在公共空间通行的数字凭证。

健康码的出现，无疑在疫情的熔断与社会经济的重启之间，试图建立一种精细化的平衡。一方面，其支持者强调，这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治理工具，是实现精准防控、高效追踪传染源、保障绝大多数人健康安全与恢复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之恶，其伦理基础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即为了最大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其批判者则深感忧虑，指出健康码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的空前威胁，其全景敞视般的监控能力，以及潜在的功能蠕变风险，可能为数字威权主义打开大门，其伦理基础是一种基于个体权利的道义论。

然而，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共享着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话语框架，即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零和博弈。这种框架，虽然重要，却可能遮蔽了健康码所代表的一种更深刻、更现代的权力形态。它所运作的，或许已非传统的、压迫性的主权权力，而是一种更具生产性、渗透性的生命权力。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运用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来系统性地诊断健康码治理的权力运作机制？在这种权力形态下，其所宣称的伦理正当性究竟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这种正当性本身，又内含着怎样的悖论与伦理风险？

本研究的目标，正在于将健康码这一当代治理现象，置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中进行哲学审视。本文试图论证，健康码是生命权力在数字时代的逻辑演进与技术赋能的完美体现。其伦理正当性，恰恰来源于生命权力保卫生命、促进健康的核心使命。但福柯的理论同时警示我们，这种护生的权力，其运作的背面必然伴随着对生命的精细规训、分类管理与社会分割。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系统梳理关于健康码治理的既有研究与福柯生命权力理论的相关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接着，作为文章的主体，将从生命权力的双重维度（规训与生命政治）深入剖析健康码的运作逻辑及其伦理正当性的悖论；最后，文章将对全文进行总结，指出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二、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对健康码治理的当代研究与福柯权力理论的经典文献的双重对话。

首先，关于健康码及相关数字防疫技术的研究，在近年已迅速积累。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流派。第一是效能-优化流派。这类研究多来自公共管理学、流行病学和信息科学领域，它们将健康码视为一种高效的治理工具。研究集中于评估其在疫情追踪、风险预警和资源配置方面的技术效能，并探讨如何通过优化算法、统一标准来提升其精准度。其潜在的伦理立场是功利主义的，即效能本身就是一种正当性。第二是权利-批判流派。这类研究多来自法学和社会学，它们延续了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将健康码视为一种数字利维坦的表征。研究焦点在于其对个人隐私权、数据权和行动自由的侵犯，并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