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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租界公园殖民现代性与华人身体规训

摘要

近代中国租界内的公园，尤其是以上海公共花园为代表的公共空间，是殖民现代性的复杂象征。长期以来，学术界多聚焦于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排斥性政治符号，将其视为民族屈辱的表征。本文旨在超越这一静态的排斥叙事，运用空间分析与身体史的理论框架，将租界公园视为一种动态的空间教化技术。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租界公园的功能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二者共同构成了殖民现代性的身体规训工程：第一阶段（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绝对排斥，通过物理隔离与歧视性法规，将华人身体建构为与现代文明空间不兼容的他者；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则是有条件的准入，在华人民族主义压力下被迫开放后，殖民当局转而通过一系列精细的公园规章与公共舆论监督，对获准入内的华人身体进行再教育，试图将其塑造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文明身体。本研究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对勘上海工部局档案、中西报刊及回忆录，发现公园的草坪、长椅、路径与规则，共同构成了一套微观权力网络。这一空间既是殖民权力秩序的展演场，也是华人反抗、协商并最终内化某种现代身体规范的复杂场域，深刻揭示了殖民现代性文明与规训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租界公园殖民现代性身体规训空间政治上海公共花园

引言

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城市图景中，租界公园是一个奇异而刺眼的存在。以上海公共花园（外滩公园）为代表，这些由殖民当局营建的公共空间，以其整洁的草坪、有序的植被、精致的音乐亭和严格的管理，构成了与脏乱差的华界城市空间截然不同的现代景观。它被殖民者视为其文明与秩序的橱窗，是其在东方土地上成功移植西方都市生活的典范。然而，这个看似公共的现代空间，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将这片土地的绝大多数主人——华人——排除在外。

那块据说曾悬挂于上海公共花园门口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无论其在历史考证中是否存在精确的文字对应物，都已作为一个无法磨灭的集体记忆符号，刻入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情感之中。它凝聚了殖民主义的傲慢、种族歧视的屈辱以及主权沦丧的切肤之痛。长期以来，对租界公园的讨论，也多集中于这一排斥的政治与情感层面，将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证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排斥的愤怒与谴责，便可能遮蔽了这一空间更深层、更复杂的运作逻辑。殖民主义的权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大炮巨舰的宏观征服，更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微观治理之中。租界公园，正是这样一个微观权力的绝佳实验室。它的意义，不止在于不让谁进入，更在于它如何定义文明与野蛮，以及它在后来如何改造那些被准许进入的人。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面对日益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租界当局被迫（尽管极不情愿地）逐步向华人开放公园。此时，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精妙的转变。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租界公园是如何从一种空间排斥的工具，演变为一种身体规训的场所的？当华人不得入内的硬性规定，转变为入内者须遵守的繁复规则时，其背后的殖民现代性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一空间是如何通过其设计（路径、草坪、长椅）与法规（禁止喧哗、吐痰，要求着装整洁），来教化和规训获准入内的华人身体，使其符合殖民者所设定的现代与文明标准的？这种规训，又如何在华人社会内部引发了复杂的反响——是抗拒、是接受，还是将其内化为一种新的社会规范？

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解剖租界公园这一殖民现代性的标本，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空间技术。本文将论证，公园的历史是一个从物理隔离转向行为改造的身体规训史。本文将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学术史梳理，随后阐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体部分将从排斥的政治与规训的政治两个层面，深入分析租界公园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华人身体的治理策略及其转变，以期为理解殖民主义、现代性与身体政治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文献综述

围绕近代租界公园，尤其是上海公共花园的研究，已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相当的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的学术路径，对它们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明晰本研究的切入点与学术贡献。

第一条路径是政治史与民族主义叙事。这条路径的研究，将租界公园视为中西政治冲突与民族屈辱的核心象征。学者们（如早期的陈旭麓，近年的熊月之等）致力于考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真实性、公园排华法规的演变，以及华人社会（从士绅、商会到普通市民）为争取入园权而进行的长期抗争。这些研究深刻地揭示了租界公园作为主权斗争前线的政治属性，将其与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相勾连，阐明了公园问题在激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情感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些成果是本研究的坚实基础，但其局限性在于，分析的焦点高度集中于排斥与反抗的政治二元论，对于公园开放后，殖民权力运作逻辑的转变——即从排斥转向规训——这一更具隐蔽性的微观过程，缺乏足够的分析。

第二条路径是城市史与殖民现代性分析。这条路径的学者（如李欧梵、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