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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共谋反垄断规制难点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算法已从工具性技术演变为市场竞争的核心驱动要素。当算法被用于协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时，一种新型的垄断形式——“算法共谋”逐渐显现。与传统通过书面协议、会议沟通等明示方式达成的共谋不同，算法共谋可能通过代码设计、数据交互或算法自主学习等技术手段，在“无明确意思联络”的表象下实现价格协同、市场分割等反竞争效果。这种隐蔽性、技术性与动态性特征，使得传统反垄断规制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数字经济语境下识别、认定并规制算法共谋，成为全球反垄断领域的核心议题。本文将从算法共谋的特征差异出发，逐层剖析其规制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难点。

一、算法共谋的基本特征与传统共谋的差异化定位

要理解算法共谋的规制难点，首先需明确其与传统共谋的本质区别。传统反垄断法中的“共谋”通常指两个或多个经营者通过协议、决议或其他协同行为，达成限制竞争的合意，其核心在于“意思联络”的可识别性与行为的协同性。而算法共谋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其“意思联络”的隐蔽化、行为协同的自动化以及效果实现的动态化。

（一）“意思联络”的技术消解：从明示合意到隐性关联

传统共谋中，经营者的合意往往通过书面合同、会议记录、邮件往来等形式体现，即便存在默示共谋（如“有意识平行行为”），也需要通过价格同步调整、市场份额稳定等外部证据间接推断“合意”的存在。但在算法共谋场景下，“意思联络”可能被技术手段替代。例如，部分企业通过共享算法参数、使用相同算法供应商提供的“标准化定价模型”，或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在数据交互中“自动学习”竞争对手的策略，最终实现价格协同。这种协同可能并非源于经营者的直接沟通，而是算法基于市场数据的“自主响应”，导致传统“合意”认定的逻辑基础被削弱。

（二）行为协同的自动化：从人工决策到算法驱动

传统共谋的协同行为需要经营者主动调整策略（如集体提价、划分市场），其执行过程依赖人工决策与监督。而算法共谋中，协同行为可能由算法自动完成。例如，某领域的多个经营者使用具有“价格跟随”功能的算法，当其中一家企业的算法根据市场数据调整价格时，其他企业的算法会自动同步调整，形成“算法跟价”。这种自动化特征使得共谋行为更具实时性和隐蔽性——经营者无需主动干预，甚至可能对算法的协同效果“不知情”，进一步模糊了行为主体的责任边界。

（三）效果实现的动态性：从稳定状态到持续迭代

传统共谋的反竞争效果通常表现为长期稳定的价格同盟或市场分割，其调整需要经营者重新协商。而算法共谋的效果可能随数据输入、算法迭代不断变化。例如，基于机器学习的算法会根据实时交易数据、竞争对手的价格波动动态调整策略，可能在短时间内多次形成协同，又因市场变化自动解除。这种动态性使得反竞争效果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更难界定，传统以“结果稳定”为基础的损害评估标准面临挑战。

二、行为认定的模糊性：传统标准的适配困境

反垄断规制的前提是对垄断行为的准确认定。传统反垄断法对共谋的认定依赖“协议、决定或协同行为”的框架，但算法共谋的技术特性使得这一框架的适用面临多重模糊地带。

（一）“协同行为”的边界拓展：从“有意识平行”到“算法驱动平行”

根据《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协同行为”指经营者虽无明确协议，但通过意思联络，实施了相互协调的竞争行为。传统司法实践中，认定“协同行为”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经营者行为具有一致性；二是该一致性无法用市场条件、成本变化等客观因素合理解释（即存在“意思联络”）。但在算法共谋中，行为一致性可能由算法的“预测响应”或“数据学习”自动生成，而非经营者主动的“意思联络”。例如，某行业内多家企业使用基于相同数据模型的算法，算法通过分析历史交易数据，预测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并同步调整自身价格，形成“算法平行行为”。此时，行为一致性可能源于算法的技术特性，而非经营者的主观合意，导致“意思联络”的推定逻辑失效。

（二）算法类型的复杂性：自主学习算法与工具型算法的区分难题

算法的功能差异直接影响行为认定的难度。工具型算法（如预设规则的定价算法）由经营者明确设定参数（如“价格不低于成本价的120%”），其协同效果可追溯至经营者的主观意图，认定相对容易。但自主学习算法（如基于深度学习的动态定价算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自主调整策略，可能在经营者未明确指令的情况下，“自主”与竞争对手的算法形成协同。例如，某电商平台的算法通过学习历史交易数据，发现“当A平台降价时，B平台跟随降价能提升利润”，进而在后续运营中自动跟随A平台的价格调整。此时，算法的协同行为是“自主学习”的结果，而非经营者直接指令，如何判断经营者是否对算法的协同效果“知情”或“放任”，成为行为认定的关键难点。

（三）“轴辐协议”的技术变形：平台组织者的责任界定

传统“轴辐协议”中，核心企业（“轴”）通过与多个交易相对人（“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