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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

引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企业跨国经营已成为常态。当一家跨国企业陷入破产危机时，其资产可能分布在多个国家，债权人来自不同法域，如何高效协调各国破产程序、公平保护各方权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法律难题。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核心机制——通过一国法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法律效力，并协助执行相关措施，实现跨国破产事务的协同处理。这一机制不仅关乎单个企业的债务清偿，更影响着国际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与跨境商业活动的信心。本文将围绕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内涵、实践挑战、国际协调经验及中国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一、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内涵与法律基础

（一）概念辨析：承认与执行的区分与关联

跨境破产的“承认”与“执行”是两个既关联又独立的法律行为。所谓“承认”，是指一国法院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外国破产程序（如破产清算、重整或和解）在本国的法律效力，主要包括认可外国破产管理人的身份、确认破产程序的地域范围（如是否覆盖本国境内资产）等。而“执行”则是在承认的基础上，采取具体措施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推进，例如冻结债务人在本国的资产、禁止个别债权人单独受偿、配合破产财产分配等。

二者的逻辑关系在于：承认是执行的前提，未获承认的外国破产程序无法在本国产生约束力；执行则是承认的延伸，是实现跨国破产协同目标的关键手段。例如，若A国法院承认B国启动的主破产程序，则A国需允许B国任命的破产管理人在A国境内调查债务人资产，但若进一步要求A国法院强制拍卖债务人在A国的房产以清偿债务，则属于执行范畴。

（二）法律依据：国内法与国际法源的协同支撑

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分为国内立法与国际规则两大类。

从国内法看，各国普遍在破产法中设定了跨境破产条款。例如，美国《破产法》第15章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跨境破产示范法》为蓝本，明确了外国破产代表的申请资格、承认的条件（如外国程序的“有效性”“公正性”）及承认后的法律效果（如中止本国境内的个别清偿诉讼）；英国《2006年公司法律改革法》则通过“主程序”与“辅助程序”的划分，规定对欧盟内主破产程序的自动承认，对非欧盟国家程序的裁量性承认。我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亦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

从国际法源看，最具影响力的是UNCITRAL《跨境破产示范法》（1997年通过，2005年修订）。该示范法确立了“主要利益中心”（COMI）原则，即债务人的主破产程序应由其“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国家管辖，其他国家则可启动辅助程序以协助管理债务人在本国的资产；同时强调“合作原则”，要求各国法院与破产管理人相互配合，共享信息并协调行动。此外，欧盟《破产程序条例》（现《破产程序条例（修订版）》）通过区域立法统一了欧盟成员国的跨境破产规则，规定主程序自动在所有成员国生效，辅助程序需经申请承认，极大提升了区域内跨境破产处理的效率。

二、跨境破产承认与执行的实践挑战

（一）管辖权冲突：“主程序”与“辅助程序”的认定争议

管辖权冲突是跨境破产最常见的难题。根据UNCITRAL示范法，主程序应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OMI）所在国启动，辅助程序则在债务人有“营业所”的国家启动。但“主要利益中心”的认定标准存在弹性——通常以债务人的管理中心、决策地、资产主要所在地为判断依据，但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理解。例如，某跨国企业注册地在甲国，实际管理中心在乙国，资产主要分布在丙国，甲、乙、丙三国均可能主张对主程序的管辖权。若三国同时启动破产程序，将导致资产被多国法院分别冻结，债权人无法统一受偿，极大增加破产成本。

（二）法律规则差异：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冲突

各国破产法在实体规则（如债权清偿顺序、破产财产范围）和程序规则（如债权人会议召开方式、破产管理人权限）上的差异，常导致承认与执行受阻。例如，某些国家规定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受偿，而另一些国家则坚持担保债权绝对优先；某国破产程序允许“预打包重整”（即债务人事先与主要债权人达成重整协议后再申请破产），而另一国可能因该程序缺乏“公开性”拒绝承认。这些差异可能被拒绝承认的国家援引为“公共政策例外”——即认为承认外国程序将违反本国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准则。尽管“公共政策例外”是国际私法中的合理保留，但实践中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例如以保护本国债权人利益为由随意拒绝承认。

（三）信息与协作障碍：跨国沟通的效率瓶颈

跨境破产的高效推进依赖于各国法院、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但实践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