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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电信诈骗”定罪标准细化

引言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其手段从早期的“冒充公检法”“中奖通知”，逐渐演变为利用AI换脸、虚拟货币洗钱、虚假投资平台等新型技术手段，受害群体覆盖老年人、学生、职场新人等多类人群，社会危害性持续升级。与传统诈骗相比，电信诈骗具有非接触性、技术依赖性、跨地域性等特征，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定罪标准模糊”“同案不同判”“证据认定困难”等问题。为回应社会治理需求，《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通过细化定罪标准，逐步构建起适应电信诈骗特点的刑事规制体系。本文将从立法背景、具体标准细化内容、司法实践难点与应对等维度展开分析，探讨这一法律完善过程对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意义。

一、电信诈骗定罪标准细化的立法背景与必要性

（一）电信诈骗的犯罪特征对传统定罪标准的挑战

传统诈骗犯罪以“面对面接触”“直接交付财物”为典型形态，《刑法》第266条对诈骗罪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要围绕“虚构事实—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物”的因果链条展开。但电信诈骗的非接触性打破了这一模式：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电话等远程手段实施欺骗，被害人与行为人无物理接触；技术依赖性则表现为犯罪行为高度依赖通讯技术、网络平台、数据工具（如群呼软件、改号软件、虚假网站）；跨地域性更使得犯罪行为地、结果地、嫌疑人户籍地可能分属不同省市甚至国家，形成“甲地策划、乙地实施、丙地取款”的复杂犯罪链条。

这些特征直接导致传统定罪标准在适用时面临三大困境：其一，证据收集难。电子数据易灭失、境外服务器数据调取受限，难以完整还原“虚构事实”的具体过程；其二，数额认定复杂。跨区域诈骗中，不同地区被害人的损失是否累计计算？未遂与既遂的数额如何区分？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被骗的“从重”情节如何量化？其三，共同犯罪认定模糊。除直接实施诈骗的人员外，为诈骗提供技术支持（如开发钓鱼软件）、推广引流（如购买虚假流量）、洗钱跑分（如转移赃款）的人员是否构成共犯？其责任边界如何划定？

（二）细化定罪标准的现实需求与法律回应

面对电信诈骗的新型犯罪形态，2011年“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1年解释》）首次对电信诈骗的特殊认定规则作出规定；2016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6年意见》）进一步细化；2022年“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2022年意见（二）》）则针对“涉境外诈骗”“利用AI技术诈骗”等新型手段补充规定。这些司法解释通过“明确构成要件”“量化数额标准”“细化共犯责任”等方式，逐步填补了传统刑法与新型犯罪之间的规则缝隙，既回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对证据标准、法律适用的严格要求。

二、电信诈骗定罪标准的具体细化内容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针对性细化

犯罪构成是定罪的核心依据。针对电信诈骗的非接触性特征，司法解释对“虚构事实”的客观行为要件进行了扩张解释：不仅包括传统的“冒充身份”“编造紧急事件”，还涵盖“利用虚假APP诱导投资”“伪造银行流水骗取信任”“通过AI语音模拟熟人求助”等新型手段。例如，实践中曾出现犯罪团伙通过境外服务器搭建“虚拟外汇平台”，伪造实时行情数据，诱导被害人充值后以“系统故障”为由冻结资金，此类行为被明确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

在主观故意的认定上，司法解释强调“综合判断”原则：结合行为人是否使用虚假身份、是否逃避监管（如使用加密通讯软件）、是否明知平台无合法资质、是否有异常资金流转（如赃款快速分散转移）等客观行为，推定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财产损失”。例如，为诈骗团伙提供“改号软件”的技术人员，若其知晓软件被用于伪造公检法来电，即使未直接参与诈骗，仍可推定其具有帮助诈骗的主观故意。

（二）数额认定标准的阶梯化与特殊化

数额是诈骗罪定罪量刑的关键指标。针对电信诈骗的跨地域性，《2016年意见》明确“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标准突破了传统诈骗“各省自行划定数额标准”的限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入罪门槛，解决了跨区域案件中“甲地数额较大、乙地未达标准”的认定矛盾。

对于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司法解释采取“实际控制说”：被害人已将财物转入行为人指定账户（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即视为既遂；若因被害人察觉异常、银行系统拦截等原因未实际控制财物，则认定为未遂。同时规定，“诈骗未遂但以数额巨大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