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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著《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研究

引言

中国古典小说中，以讽刺艺术著称的作品不多，而《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这部由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儒林”为镜，照见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人的精神困境与社会世风的畸形病态。吴敬梓以“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创作态度，将讽刺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既不同于《西游记》的奇幻夸张，也有别于《水浒传》的刚健豪放，而是以冷静的观察、细腻的笔触和巧妙的构思，在看似平实的叙事中暗藏锋芒，让读者在会心一笑后陷入深思。本文将从讽刺对象的广泛性、手法的多样性及艺术效果的深刻性三个维度，深入探究《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一、讽刺对象的广泛性：从制度到人性的全景扫描

《儒林外史》的讽刺并非局限于某一类人物或现象，而是以“儒林”为中心，向外辐射至整个社会生态，形成了从制度层面到个体人性、从知识阶层到市井百姓的立体讽刺网络。这种广泛性，正是其讽刺艺术得以深刻的基础。

（一）科举制度：扭曲人性的“无形枷锁”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士人阶层的上升通道，本应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却在长期发展中异化为禁锢思想、腐蚀灵魂的工具。吴敬梓对这一制度的批判，贯穿全书始终。

最典型的莫过于“周进撞号板”与“范进中举”两个经典场景。周进是个六十余岁仍未中秀才的老童生，在参观贡院时，面对象征科举权威的号板，想起自己半生屈辱，竟一头撞去，直哭得口吐鲜血。这一极端行为，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尊严的践踏——读书人的价值被简化为“中举”二字，若终生不得，便连基本的人格都得不到承认。范进中举后的疯癫，则更具荒诞性：一个被岳父骂作“现世宝”的穷酸书生，一旦中举，立刻成为乡邻巴结、乡绅攀附的“老爷”。前后境遇的剧烈反差，将科举制度“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性暴露无遗。正如书中借马二先生之口所言：“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这种将科举等同于圣人之学的扭曲认知，恰恰是制度异化最可怕的表现。

（二）士人群像：从“儒林”到“俗林”的精神溃败

科举制度的毒瘤，最终在士人群体中结出畸形的果实。吴敬梓笔下的士人，或迂腐、或虚伪、或贪婪，几乎鲜见真正的“君子”。

一类是“迂腐型”，以鲁编修为代表。他一生钻研八股，自视甚高，却连“诗词歌赋”与“八股文章”的区别都分不清，甚至认为“若会做诗赋，便是极俗的事”。这种对科举程式的盲目崇拜，让他沦为“文字的奴隶”，丧失了对文化的真正理解。另一类是“虚伪型”，以匡超人为典型。这个原本孝顺、朴实的农家子弟，在接触科举文化后，逐渐蜕变：为了功名，他谎称未婚攀附权贵；为了利益，他贬低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在母亲去世时，他仍穿着华丽的官服招摇过市，将“孝道”抛诸脑后。匡超人的堕落，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整个士风败坏的缩影。还有一类是“贪婪型”，如严贡生。他强占邻居的猪、讹诈船家的钱，却总把“礼义廉耻”挂在嘴边，用儒家伦理包装自己的恶行。这些士人表面上“读圣贤书”，骨子里却满是私欲，彻底背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

（三）社会世风：功利主义下的道德滑坡

科举制度的畸变不仅影响士人，更蔓延至整个社会，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功利价值观，进而导致世风日下。

书中“胡屠户前倨后恭”的情节，最能体现这种世风的扭曲。范进中举前，胡屠户骂他“尖嘴猴腮”“穷鬼”，甚至在他借钱应考时，一口啐在他脸上；范进中举后，他却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说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连之前啐的唾沫都“觉得有些轻轻的”。这种以“功名”为标准的待人态度，暴露了社会对权力与财富的盲目崇拜。再如，汤知县为了讨好上司，将回民老师父无辜枷死，却被乡绅张静斋吹捧为“清廉正直”；而那些真正有德行的人，如杜少卿，散尽家财救济百姓，却被视为“败家子”。社会的价值判断完全颠倒，道德标准沦为功利计算的工具，这正是吴敬梓最痛心的“世相”。

二、讽刺手法的多样性：从隐微到显豁的艺术张力

《儒林外史》的讽刺之所以能穿越时空，引发共鸣，关键在于吴敬梓对讽刺手法的灵活运用。他既擅长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隐微手法让读者自行体会，也能以“皮里阳秋”的显豁描写直接点破，形成多层次的艺术张力。

（一）对比手法：在反差中凸显荒谬

对比是《儒林外史》最常用的讽刺手法，通过人物前后行为、不同人物选择或言行与结果的对比，让矛盾自然暴露。

人物前后对比方面，匡超人的蜕变堪称经典。早期的他，为照顾生病的父亲，夜里“伏在枕上，听父亲睡熟了，便摇醒了，换茶换药”；后来却为了功名，欺骗恩人潘三“我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这种从“孝子”到“伪君子”的转变，通过具体事件的对比，将科举对人性的腐蚀展现得触目惊心。

不同人物对比方面，马二先生与杜少卿的形象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