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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域化视角下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比较研究（1860-1950）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基督教传教士纷纷踏入东亚，中日两国作为重要的传教区域，基督教教育也随之展开。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大量传教士涌入中国，创办各类教会学校，涵盖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个教育层次。与此同时，日本在1853年“黑船事件”后被迫打开国门，1873年解除基督教禁令，基督教教育也开始在日本生根发芽。

在1860-1890年期间，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主要以传教为目的，学校多为传教士创办，教学内容侧重于宗教知识，旨在培养信徒。而日本的基督教教育则顺应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欧化潮流，被视为新式教育的典范，更注重西方科学知识与文化的传授，在学术水平和生源质量上占据优势。

1890-1920年，日本政府颁布《教育敕语》，强化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基督教学校逐渐被纳入公立教育体制，在公立学校的竞争下日益边缘化。相反，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在这一时期不断改进，差传体制下的教育事业在基督教中国教育会的协调下走向专业化，教育体系也日趋完善。

1920-1950年，中国基督教教育在非基督教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向教育部注册立案，完成从“差会学校”到“教会学校”的转变，逐渐融入国家教育体制。而日本的基督教教育在二战期间被纳入战时体制，军国主义色彩浓厚。

对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宗教教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的发展模式与特点。中日两国虽同属东亚文化圈，但在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影响了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基督教教育在两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可以揭示宗教与国家、民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教育交流提供历史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中国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如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详细阐述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展教育活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包括引入西方教育理念、课程体系等方面。周棉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研究了留学生群体与基督教教育的关系，指出基督教学校培养的留学生在传播西方文化、推动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国内对于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从比较视角审视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东亚历史处境的研究更是稀缺。仅有少数研究关注日本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如一些文章介绍了日本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历程，但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

国外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对基督教在亚洲的传教活动有较多关注，但对中日基督教教育的比较研究也不够充分。部分研究侧重于传教士在东亚的传教策略与活动，对于基督教教育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对近代日本基督教教育的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缺乏从全球地域化视角对中日基督教教育进行系统比较。本文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运用全球地域化理论，全面深入地比较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影响。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法，通过对中日两国基督教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背景、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异同点及背后的原因。同时，采用文献分析法，广泛搜集和整理中日两国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传教士日记、回忆录等，为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创新点在于从全球地域化视角研究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以往研究多从单一国家或地区视角出发，本文将基督教教育置于全球地域化的框架下，探讨其在中日两国如何与当地地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以及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打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性，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基督教教育在近代东亚的发展历程与历史意义。

二、近代中日基督教教育发展概况（1860-1890）

2.1传教背景与开教历程

2.1.1基督新教普世宣教运动

19世纪，基督新教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普世宣教运动，这一时期被称为“伟大的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和电报等，极大地改善了交通与通讯条件，为传教士远渡重洋、深入世界各地开展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同时，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也为基督教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领域，许多原本封闭的地区被迫向西方开放，传教士得以跟随殖民者的脚步进入这些地区。

在这场普世宣教运动中，东亚成为了重要的传教目标。传教士们认为，东亚拥有庞大的人口，是传播上帝福音的广阔沃土。他们渴望将基督教的教义和价值观传播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拯救人们的灵魂。对于中国，传教士们看到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庞大的人口基数，认为这里有着巨大的传教潜力。而日本，在经历了“黑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