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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用工中劳动关系的认定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网约车、外卖配送、即时跑腿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模式逐渐成为新型用工的重要载体。这种依托互联网平台、以“去组织化”“灵活化”为特征的用工形式，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劳动者”的二元结构，给劳动关系认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劳动关系作为劳动法调整的核心对象，其认定结果直接关系到劳动者能否享受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工伤赔偿等基本权益，也影响着平台企业的责任边界与行业发展生态。如何在新型用工模式下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既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过度加重平台企业负担，成为当前劳动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平台用工的特征与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冲突

（一）平台用工的典型特征

平台用工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去中介化”与“弱组织化”。以外卖骑手为例，劳动者通过平台APP注册后即可接单，工作时间由自己决定，平台仅通过算法设定配送时间与路线；网约车司机则自主决定上线时长，平台不强制考勤，仅通过评分机制间接管理。这种模式下，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主体关系的模糊性，平台通常以“合作协议”替代劳动合同，强调双方为平等民事主体；二是管理方式的技术化，平台通过算法规则而非人工指令实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三是劳动报酬的市场化，劳动者收入与接单量直接挂钩，平台仅收取信息服务费或抽成，不承诺最低收入保障。

（二）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核心逻辑

我国现行劳动关系认定主要依据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核心标准是“从属性”理论，具体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人格从属性，即劳动者需服从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遵守考勤、纪律等制度；二是经济从属性，劳动者主要依赖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获取报酬，不承担经营风险；三是组织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纳入其生产组织体系。这一标准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固定岗位、长期雇佣”的基础上，强调用人单位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

（三）冲突的本质：从属性标准的弱化与重构

在平台用工中，传统从属性标准的三个维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例如，人格从属性方面，平台不直接安排工作时间，劳动者可自由选择接单；经济从属性方面，劳动者需自行承担电动车、手机等生产工具成本，收入与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组织从属性方面，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劳动者的劳动过程独立于平台的内部管理体系。这种弱化并非否定从属性的本质，而是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平台通过算法设定单价、派单规则、评分机制等技术手段，依然对劳动过程施加实质性影响。例如，外卖平台通过“超时扣钱”“差评降权”等规则，间接要求骑手服从时间管理；网约车平台通过“热力图派单”引导司机前往需求集中区域。这种“技术控制”是否构成新的从属性形态，成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争议点。

二、平台用工中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要素解析

（一）人格从属性：控制程度的实质判断

人格从属性的核心是“指挥命令权”的行使方式。在平台用工中，需突破“是否坐班”“是否打卡”等形式化标准，重点考察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强度。例如，若平台明确规定工作时间范围（如早8点至晚10点必须在线）、限制同时注册其他平台（独家合作）、通过算法实时调整配送路线且不允许骑手自主修改，则表明平台对劳动过程具有实质控制权；反之，若劳动者可完全自由决定上线时间、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自主选择配送路径，则控制程度较低。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将“平台通过算法限制劳动者拒绝接单次数”认定为隐性管理，从而支持劳动关系成立。

（二）经济从属性：报酬来源与风险承担

经济从属性需重点分析劳动者收入的稳定性与经营风险的归属。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领取固定工资，用人单位承担经营风险；而平台用工中，劳动者收入多为“接单量×单价-平台抽成”，看似与业绩挂钩，但需注意两点：一是平台是否设定最低单价或保底收入，若平台通过“基础单量奖励”“恶劣天气补贴”等方式保障劳动者基本收入，则更接近劳动关系；二是生产工具的提供主体，若平台强制要求使用指定设备（如定制电动车、专用配送箱）并承担部分成本，或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该平台（占比超过70%），则经济从属性较强。例如，某外卖平台要求骑手必须购买平台合作厂商的电动车，否则无法接单，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经济依赖性显著增强。

（三）组织从属性：劳动与平台业务的关联性

组织从属性强调劳动者的劳动是平台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外卖配送是外卖平台的核心服务环节，骑手的劳动直接决定平台的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而家政平台的保洁员，其劳动虽通过平台接单，但服务内容具有独立性（如用户直接与保洁员沟通服务细节），则组织从属性较弱。此外，平台是否为劳动者提供培训、保险等支持也需考虑——若平台定期组织骑手进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