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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模型

一、引言

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在乡土空间的活态载体，其依山就势的建筑群落、延续千年的街巷肌理、融入生活的民俗仪式，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密码。然而，在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许多传统村落面临景观同质化、文化基因流失的危机——新建建筑破坏原有格局、传统工艺后继无人、特色民俗逐渐简化。要实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其核心景观基因，即那些能够反映村落文化本质、具有传承性和辨识度的景观要素与特征组合。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模型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生的工具。它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框架，将分散的景观要素转化为可识别、可分析、可传承的文化基因，为保护策略制定、修复工程实施及文化价值挖掘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将围绕该模型的构建逻辑、核心要素及应用方法展开深入探讨，以期为传统村落保护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概念与特征

（一）景观基因的基本内涵

“景观基因”概念源自生物学中的“基因”隐喻，指景观中能够稳定传承、反映地域文化本质的核心特征集合。在传统村落语境下，景观基因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空间形态（如建筑形制、街巷走向）、实体要素（如古树名木、古井祠堂），还涵盖非物质层面的文化符号（如装饰图案的寓意、节庆活动的流程）、行为模式（如邻里交往的空间选择、生产活动的季节性规律）。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村落的“文化DNA”，决定了其区别于其他村落的独特性。

例如，江南水乡的“水巷—码头—河埠”空间序列，与黄土高原的“窑洞—崖院—碾盘”组合，之所以能被快速识别为不同地域的传统村落，正是因为它们各自携带了鲜明的景观基因。这些基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代际传承、环境适应和文化互动不断演化，形成“遗传”与“变异”的动态平衡。

（二）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典型特征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具有三大核心特征：

其一，地域性。受自然环境（如地形、气候、资源）与人文环境（如族群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的双重影响，不同区域的村落景观基因呈现显著差异。如闽西土楼的圆形围合结构，既因防御需求而生，也与客家宗族的聚居文化紧密相关；而徽州村落的“马头墙—天井院”格局，则既适应了山地多风、少地的自然条件，也暗含“四水归堂”的风水观念。

其二，遗传性。尽管村落景观会随时代发展发生变化（如建筑材料从土木到砖石的演变），但核心基因往往通过“形式保留”或“功能转化”实现代际传承。例如，某些村落的宗祠建筑虽不再用于宗族祭祀，但其中轴对称的布局、抬梁式木构架的结构、门楣上的姓氏图腾，仍完整保留了家族文化的基因。

其三，变异性。景观基因并非绝对稳定，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如重大历史事件、技术革新、人口流动）时，部分基因可能发生适应性变异。例如，沿海地区的传统村落因海外贸易影响，建筑装饰中出现了西洋风格的花窗、铁艺；一些山区村落因旅游业发展，将原本用于晾晒谷物的“晒楼”改造为观景平台，其功能变异但“层叠错落”的空间基因得以保留。

三、景观基因识别模型的构建逻辑与核心要素

（一）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模型的构建，需融合多学科理论：

首先是文化基因理论，借鉴生物学中基因“编码—表达—遗传”的逻辑，将村落景观视为文化信息的“表达载体”，通过识别“显性特征”追溯“隐性基因”；

其次是景观生态学，强调景观要素的空间关联性，关注不同尺度（村落整体、院落组团、单体建筑）间的层级关系；

再次是符号学理论，将景观要素视为文化符号，通过“能指”（如装饰图案的形态）解析“所指”（如祈福、驱邪的寓意）；

最后是空间句法，通过量化分析街巷的连通性、建筑的视线遮挡等空间特征，揭示村落布局的深层逻辑。

（二）模型的核心识别维度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需从物质空间、文化符号、生态格局三个维度展开识别，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景观基因的“识别网络”。

物质空间维度：聚焦村落的实体空间特征，包括宏观（村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背山面水”的选址）、中观（街巷肌理，如“鱼骨状”“网格状”布局）、微观（建筑形制，如“三坊一照壁”的平面结构、“穿斗式”木构架的技术特征）三个层级。例如，通过分析街巷的宽窄变化、转弯角度，可以判断村落的交通需求与邻里交往模式；通过测量建筑的檐口高度、门窗比例，可以识别地域建筑的营造法则。

文化符号维度：关注非物质文化在物质景观中的具象表达，包括装饰符号（如木雕的“梅兰竹菊”纹样、砖雕的“福”“寿”字样）、功能符号（如宗祠的位置通常位于村落中心，象征宗族权威；土地庙多设于村口，承担祈福护佑功能）、行为符号（如某些村落的“晒秋”活动，不仅是生产行为，更通过农作物的色彩与摆放方式，形成季节性的景观标识）。

生态格局维度：强调村落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要素的利用（如利用溪流形成“家家门前流”的水系，利用梯田构建“山田一体”的耕作系统）、生态智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