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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伤认定要件重构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据统计，我国此类劳动者已达数亿人，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相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用工关系灵活、管理模式特殊，在遭遇工伤事故时，往往面临认定难、赔付难的困境。传统工伤认定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为核心要件的制度框架，已难以适配新就业形态下“去劳动关系化”“工作场景分散化”“责任主体多元化”的特征。重构符合新就业形态特点的工伤认定要件，既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必然选择。

一、传统工伤认定要件的核心框架与新就业形态的适配困境

（一）传统工伤认定的核心要件体系

我国现行工伤认定制度以《工伤保险条例》为基础，构建了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三工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为核心的要件体系。具体而言：

首先，“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逻辑起点。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需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方可被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这一要件强调双方的从属性，即劳动者需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服从工作安排，用人单位则承担支付报酬、提供劳动条件等义务。

其次，“三工要素”是工伤认定的实质标准。“工作时间”指劳动者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处于用人单位管理下的时间；“工作场所”指劳动者因工作需要而涉及的区域及自然延伸的合理区域；“工作原因”指劳动者所受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三者需同时满足或符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如因工外出期间、上下班途中），方可认定为工伤。

（二）新就业形态对传统要件的冲击与挑战

新就业形态的典型特征是“平台+个人”的用工模式，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呈现非标准化、弱从属性、灵活性等特点，这对传统工伤认定要件形成了全方位冲击：

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传统劳动关系强调“人格从属性”（如考勤管理、工作指令）和“经济从属性”（如报酬依赖、生产资料归属）。但在新就业形态中，平台通常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电子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劳动者可自主决定接单时间、拒绝派单，工作过程不受平台直接监督；收入由接单量决定，部分劳动者还需自行承担工具（如电动车、手机）成本。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特征，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双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不一，大量劳动者因无法证明劳动关系而被排除在工伤认定之外。

工作时空边界的消解。传统“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以用人单位的管理范围为限，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场景高度分散：外卖骑手的“工作场所”可能覆盖整个城市，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间”可能从早到晚连续接单，网络主播的“工作场所”可能是家中或任意有网络的地点。这种“移动化”“碎片化”的工作模式，使得传统“固定时间、固定场所”的认定标准失去适用基础。例如，骑手在接单后前往取餐点途中、送餐完成后返回途中发生事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

因果关系证明的复杂性。传统工伤认定中，“工作原因”的因果关系通常通过用人单位的管理记录、事故现场证据等直接证明。但新就业形态中，劳动者的工作过程高度依赖平台算法（如派单规则、路线规划），事故原因可能涉及平台算法缺陷（如不合理的配送时间限制）、第三方责任（如其他车辆违规驾驶）或劳动者自身过失（如为赶时间闯红灯）。劳动者往往难以获取平台的算法数据、派单记录等关键证据，导致“工作原因”的举证难度显著增加。

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伤认定要件重构的理论基础

（一）倾斜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原则

劳动法的核心价值是倾斜保护劳动者，这一原则在新就业形态下更具现实意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虽表面上拥有“自主选择权”，但实际处于弱势地位：平台通过算法掌握派单权、定价权、奖惩权，劳动者为获取收入不得不接受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条件；劳动者个体与平台的谈判能力失衡，难以通过协商争取权益保障。因此，工伤认定要件的重构需体现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降低其举证难度，扩大保护范围，确保其在遭受职业伤害时能获得合理救济。

（二）风险分担的社会法理念

工伤保险制度的本质是通过社会统筹分散职业风险，实现“企业风险社会化”。在新就业形态中，平台作为用工模式的主导者，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获取经济利益，同时通过“去劳动关系化”规避传统用工成本，导致职业风险过度集中于劳动者个体。根据“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平台应承担与其收益相匹配的风险责任。工伤认定要件的重构需打破“劳动关系”的单一联结，将平台纳入责任主体范围，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劳动者、平台、社会三方的风险共担。

（三）适应用工模式创新的制度需求

新就业形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