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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原产地规则累积制度的实施难点

引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为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协定，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降低关税壁垒、优化贸易规则，推动亚太地区产业链深度整合。原产地规则作为国际贸易的“经济护照”，直接决定了商品能否享受协定关税优惠。其中，累积制度是RCEP原产地规则的核心创新——允许成员国之间生产的原材料、零部件相互视为同一缔约方的原产材料，从而降低商品获得“区域原产资格”的门槛。这一制度本应为区域内企业带来“15国资源整合”的便利，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却因规则设计、成员差异、企业能力与协同机制等多重因素，面临诸多实施难点。本文将从规则内在复杂性、成员方现实差异、企业执行困境与区域协同不足四个维度，系统剖析累积制度的落地挑战。

一、规则设计的内在复杂性：制度落地的先天制约

（一）产品特定规则（PSR）的多样性与模糊性

RCEP的累积制度并非“一刀切”的统一标准，而是与“产品特定规则”紧密绑定。所谓产品特定规则，是针对不同产品类别（如化工品、纺织品、机电产品等）设定的具体原产标准，常见的包括“区域价值成分（RVC）”“税则归类改变（CTC）”“加工工序要求”等。累积制度的适用，需要企业首先明确目标产品对应的PSR，再计算区域内累积的原材料或加工工序是否满足标准。然而，RCEP覆盖的5205个HS税号产品中，每个税号可能对应不同的PSR组合，例如部分电子产品要求“区域价值成分不低于40%”，而纺织品可能同时要求“税则归类改变+区域价值成分”。这种“一产品一规则”的设计，虽然提高了规则精准性，却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理解难度。例如，某生产空调压缩机的企业，需要同时核对压缩机的税号对应的PSR、压缩机中使用的铜制部件的税号规则，以及铜制部件是否来自RCEP成员国，这种“嵌套式”规则核查，对企业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二）累积范围的动态界定难题

RCEP的累积制度包含“完全累积”与“部分累积”两种模式，但两者的边界在实际操作中易产生争议。完全累积允许成员国之间所有符合原产条件的材料或加工工序自由累积，而部分累积则可能因产品类型、贸易流向等限制累积范围。例如，某成员国出口到另一成员国的中间品，若在进口国仅进行简单加工（如包装、贴标），是否能被计入累积范围？RCEP虽规定“微小加工”不计入，但“微小”的具体标准（如加工增值比例、工序复杂度）未作量化界定，导致不同成员国海关在实际判定中可能出现分歧。此外，对于“区域价值成分”的计算，RCEP允许使用“扣减法”（出厂价-非原产材料价值）或“加法法”（原产材料价值+直接人工+直接成本），但两种方法的选择是否影响累积结果？不同企业因财务核算习惯选择不同方法，可能导致同一产品的累积比例出现差异，进而影响原产资格认定。

（三）与其他自贸协定的兼容性冲突

RCEP成员国大多已签署其他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如中国-东盟自贸区、日本-澳大利亚EPA等），这些协定的原产地规则与RCEP存在差异。例如，某企业同时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ACFTA）和RCEP向日本出口商品，若其使用的越南产零部件在ACFTA下被认定为原产，但在RCEP下因累积范围不同未被完全计入，企业需重新核算该零部件在RCEP框架下的累积价值。这种“多轨规则并行”的情况，可能导致企业为满足不同协定要求，不得不分别建立两套甚至多套原产地核算体系，增加了合规成本。更棘手的是，当同一批货物同时符合多个协定的优惠条件时，企业需自主选择最优协定，但不同协定对累积范围的界定差异（如ACFTA仅允许东盟内部累积，而RCEP允许15国累积）可能导致“最优选择”的计算复杂度远超企业能力范围。

二、成员方现实差异：制度落地的外部阻力

（一）工业化水平与产业链位置的分化

RCEP成员国涵盖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发展中国家（如老挝、柬埔寨），各国工业化水平与在区域产业链中的位置差异显著。发达国家主导高附加值环节（如精密仪器制造），发展中国家多承担劳动密集型加工（如纺织品组装）。这种分化直接影响了累积制度的实际效用：对于发达国家企业，其使用的中间品可能来自全球供应链（如日本企业使用德国产精密轴承），若这些中间品未在RCEP区域内生产，即使通过累积制度整合区域资源，仍难以满足原产标准；而发展中国家企业虽更依赖区域内中间品（如越南服装厂使用中国产布料），但因自身加工工序简单（仅负责缝纫），在计算“区域价值成分”时，布料等原材料的价值占比过高，导致加工增值部分难以达到RCEP要求的40%标准。例如，某越南服装厂使用中国产布料（价值占比70%）生产服装，若仅计算越南本地加工增值（30%），则无法满足RCEP的40%区域价值成分要求；但若通过累积制度将中国布料视为越南原产材料，则总区域价值成分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