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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美德概念的修辞策略

摘要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著作，其核心概念美德引发了长达数世纪的争议。这一概念的颠覆性在于，它似乎与传统希腊-罗马及基督教伦理中的美德背道而驰。本文旨在论证，马基雅维里对美德的运用，并非一次单纯的哲学概念再定义，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修辞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词汇的掏空与重塑，强有力地说服其读者（特别是新君主洛伦佐·美第奇），使其抛弃不合时宜的传统道德想象，转而接受一套以政治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以获取并维持国家为唯一标准的全新行动伦理。本研究采用政治哲学阐释学与修辞学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对《君主论》的文本，特别是其论证结构、历史案例的运用以及关键隐喻（如狮子与狐狸）进行深度分析。研究发现，马基雅维里通过将美德与命运相对立，将其内涵从道德上的善转变为政治上的有效性；他利用切萨雷·博尔贾等成功恶行的案例，修辞性地证明了必要的恶恰恰是最高美德的表现。

本文认为，《君主论》的美德概念，是马基雅维里用以武装新君主思想，使其敢于行恶以成就善业（国家统一）的核心说服工具，其本质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建国的实践修辞学。

关键词：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美德修辞策略政治现实主义

引言

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政治的四分五裂、外来强权的肆意入侵以及教廷权力的腐败，共同构成了一幅深重的民族危机图景。正是在这一非常的历史时刻，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一位被免职的佛罗伦萨外交官，撰写了《君主论》一书，并将其献给了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这部小册子的核心目的，是为一位新君主提供一套如何在这片废墟之上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行动指南。

在这部著作中，最具革命性也最饱受非议的，莫过于其对美德一词的重新阐释。在马基雅维里之前，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古典传统，还是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基督教传统，美德始终与正义、节制、仁慈、信实等道德品质紧密相连。然而，马基雅维里笔下的美德，却公然与残忍、欺骗、背信弃义等传统恶行相勾连。他赞美切萨雷·博尔贾的残忍为运用得当，主张君主应当兼具狮子的残暴与狐狸的狡诈。

这种对传统道德的公然挑战，使得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马基雅维里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美德这一伦理学的核心词汇，进行如此颠覆性的滥用？他仅仅是在发现并描述一种新的政治现实，即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吗？还是说，这种滥用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马基雅维里的美德概念，是否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定义，更是一种旨在冲击、重塑并最终说服其读者的修辞策略？

本研究的目标，即是试图证明，马基雅维里并非一个冷静的政治科学家，而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劝说者。他所面对的困境是，传统的美德语言已经成为新君主成就伟业的思想枷锁。因此，他必须在语言的层面上发动一场革命，通过劫持旧词汇，注入新内涵，来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提供其合法性与心理动能。本文将首先梳理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美德概念的不同阐释路径，进而阐明本文的修辞学分析方法，主体部分将从解构传统美德、重塑美德内涵、运用修辞例证等层面展开，以揭示这一概念作为修辞策略的运作机制。

文献综述

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美德概念的解读，历来是马基雅维里研究的核心。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的阐释路径，它们为本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暴露了有待深入的空间。

第一种路径，是政治现实主义的阐释。以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列奥·施特劳斯（尽管其解读极为复杂）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现代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在这条路径中，美德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或能力，即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技艺。这种美德与传统的道德美德截然二分，甚至根本对立。政治有其自身的、独立于道德的铁律。这一阐释的贡献在于，它敏锐地抓住了马基雅维里思想中政治自主性的革命性特征。但其局限性在于，它往往将这种发现视为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陈述，而忽视了马基雅维里为了让他的读者接受这种令人震惊的分离，所必须付出的巨大的说服努力。

第二种路径，是共和主义或公民人文主义的阐释。以汉娜·阿伦特、约翰·波科克、昆廷·斯金纳等学者为代表（特别是剑桥学派），他们更侧重于马基雅维里的另一部巨著《论李维》。在这条路径中，美德被重新与善相连接，但这种善不再是基督教的彼岸之善，而是城邦共同体的公共善。美德因此被阐释为一种公民德性，即公民为了维护共和国的自由与荣耀，所必须具备的公共精神、勇气与爱国心。《君主论》则被视为一种在腐败的紧急状态下，为重建共和而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这一路径的贡献在于，它将马基雅维里拉回了其人文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语境中，揭示了其政治目标（意大利的统一与自由）的道德性。但其不足在于，有时为了强调其共和的一面，会有意无意地淡化《君主论》中那些赤裸裸的权术与残暴。

第三种路径，是修辞学的阐释。以毛里奇奥·维罗里、维多利亚·卡恩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