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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德兰达装配理论对技术伦理非人类转向的推动

摘要：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与算法治理日益渗透社会肌理的背景下，当代技术系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自主性与涌现性，这深刻地挑战了以人类为中心、将技术视为被动工具的传统技术伦理框架。本文旨在回应这一理论困境，其核心目的在于系统性地阐释并应用哲学家曼纽尔·德兰达的装配理论，以论证该理论如何为技术伦理提供一个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从而推动一场深刻的非人类转向。本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与概念重构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德兰达理论的核心要素，包括其异质性构成、外部性关系、涌现属性、平坦本体论以及领土化与去领土化等动态过程。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德兰达的装配理论通过消解传统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与技术的二元对立，揭示了能动性与因果性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分布于由人类与非人类要素共同构成的异质性装配之中。技术在此框架下不再是等待人类赋予其意义的被动工具，而是拥有自身影响与被影响之能力的积极参与者。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这种本体论的重构，必然要求技术伦理范式的根本转变。伦理分析的单位不再是孤立的人类主体或技术客体，而是整个社会技术装配。伦理问题从人类如何控制技术以达成善转变为特定的社会技术装配正在涌现出何种行为、表达何种价值、并开启何种可能性。这一转向将技术伦理从一种关于人类控制的规范，重塑为一种关于装配之构成与倾向的、更具生态性与关系性的后人类主义探究。

关键词：装配理论，技术伦理，非人类转向，曼纽尔·德兰达，后人类主义

一、引言

我们正身处一个由算法、智能系统和全球网络深度塑造的时代。从自动驾驶汽车在城市交通中的决策，到人工智能在司法判决中的辅助，再到社交媒体算法对公共舆论的塑造，技术已不再是外在于社会、等待被使用的被动工具。相反，它们已经成为具有某种程度自主性、能够产生非预期后果的行动者，与人类共同编织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这种新兴的技术情境，使得传统技术伦理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当一个自动武器系统在没有直接人类指令的情况下做出攻击决定时，责任应如何归属？当一个复杂的金融算法引发市场崩溃时，其背后的道德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暴露了我们现有伦理框架的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技术伦理思想，无论是源自康德的道义论、边沁的功利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上，即一种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一框架中，人类是唯一的道德主体，是价值的源泉和伦理判断的中心；而技术，无论多么复杂，最终仍被视为一个非道德的客体、一个实现人类目的的工具。因此，伦理的核心任务被界定为：人类应当如何设计、使用和规制技术，以确保其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和尊严。这种主客二分的模型，在处理简单的工具时或许尚能胜任，但在面对今天这种具有学习能力、能够自主行动、并与人类形成深度纠缠的社会技术系统时，则显得力不从心。它无法充分解释系统中分布式的能动性，也难以处理那些并非由任何单一主体意图所导致的涌现性伦理难题。

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我们亟需一种新的哲学资源，来为技术伦理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代哲学家曼纽尔·德兰达所发展的装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理论入口。德兰达深受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加塔利思想的启发，但他以一种现实主义和复杂性科学的视角，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关于社会实在的平坦本体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曼纽尔·德兰达的装配理论，如何通过其独特的本体论设定，系统性地解构传统技术伦理的人类中心主义预设，并为一场必要的非人类转向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与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研究目标并非简单地为技术贴上能动性的标签，而是试图实现三个层面的理论递进：首先，系统性地阐释装配理论的核心概念，如异质性构成、涌现属性、分布式能动性以及动态的生成过程，揭示其作为一种社会本体论的独特性。其次，论证这一理论如何从根本上消解了人类与技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将技术重新定位为社会技术装配中具有自身能力的积极参与者。最后，基于这一新的本体论视角，探讨其对技术伦理中核心概念（如责任、价值、善）的重构，并勾勒出一种面向装配的、非人类中心的技术伦理新范式。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传统技术伦理、非人类转向的相关理论以及德兰达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与概念重构的研究方法；再次，作为论文的核心，将深入剖析装配理论的本体论内核，并系统论述其对技术伦理非人类转向的推动作用；最后，在结论中总结研究观点，并对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文献综述

为了将德兰达的装配理论定位为推动技术伦理非人类转向的关键理论资源，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将考察三个相互关联的知识领域：一是传统技术伦理及其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理论中已然发生的非人类转向或后人类转向，特别是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新物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