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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释的权威依据分析

引言

合同作为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法律工具。然而，由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缔约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当事人认知差异等因素，合同条款表述不清、歧义甚至矛盾的情况屡见不鲜。此时，合同解释便成为解决纠纷、明确权利义务的关键环节。合同解释的核心在于确定“何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这一过程必须依托权威、系统的依据体系，才能确保解释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接受性。本文将从法律规范体系、司法实践指引、意思自治原则、交易习惯补充四个维度，系统分析合同解释的权威依据及其适用逻辑。

一、法律规范体系：合同解释的基础性依据

法律规范是合同解释最根本的权威来源。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为核心，形成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规则框架，为解释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方向。

（一）《民法典》的一般性规定：解释规则的“总纲”

《民法典》第142条与第466条是合同解释的核心条款。其中，第142条针对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明确要求“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第466条则专门规定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则，强调“应当依据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并补充“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这两条规定共同构建了“以文义解释为起点，结合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的多元解释方法体系。

例如，在某买卖合同纠纷中，双方对“货物验收合格后付款”的“验收合格”存在争议：卖方认为“验收合格”指买方当场签字确认，买方则主张需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报告。法院依据《民法典》第466条，首先分析“验收合格”的通常文义（即对货物质量的确认行为），再结合合同其他条款（如“验收期限为到货后3日内”）、交易目的（卖方需及时收款，买方需确保质量）以及行业习惯（同类交易中“验收”一般指买方自行检验），最终认定“验收合格”指买方在3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即视为合格。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民法典》一般性规定对解释活动的指导作用。

（二）特别法的补充规定：特定领域的解释细化

除《民法典》外，针对特殊类型合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对解释规则作出补充。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规定明确了保险合同解释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即在格式条款存在歧义时，优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虽未直接规定合同解释规则，但通过“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条款无效”（第26条）等规定，间接指引了劳动合同解释的价值导向——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条款理解冲突时，需优先考虑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些特别法规定与《民法典》形成互补，确保了不同领域合同解释的针对性与公平性。

二、司法实践指引：合同解释的操作性依据

法律规范的抽象性需要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来落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以及司法政策文件，为合同解释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引，填补了法律规定与个案裁判之间的“空隙”。

（一）司法解释：规则的具体化与漏洞填补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合同纠纷审判中的常见问题，通过司法解释对合同解释规则进行细化。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解释》）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坚持文义解释优先，结合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等方法，并综合考虑当事人的交易目的、交易背景、交易习惯等因素。”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文义解释优先”的原则，同时强调其他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避免单一方法导致的片面性。

针对格式条款解释，《合同编解释》第9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这一条款将《民法典》第496条中“合理的方式”这一模糊标准转化为可操作的认定要素（如特别标识、说明义务），为判断格式条款是否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提供了具体依据，进而影响条款解释的最终结果。

（二）指导案例：类型化纠纷的解释范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具有“同案同判”的参照效力，其中涉及合同解释的案例为同类纠纷提供了具体的解释范式。例如，指导案例176号“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诉